[转帖]王玉鑫的长篇新著《“老三线”聊天》

作者:山城子

时间:2008-2-21 周四, 下午2:27

夕阳正红——推介王玉鑫的长篇新著《“老三线”聊天》

文/ 山城子

虽非志在千里,亦是壮心不已。

贵州作协会员,前黎阳公司宣传部长、601党委书记王玉鑫退休后,一度搁笔,不期10年后又有大作脱稿。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老三线”聊天》电子稿,是07年末传到我手里的,我边阅读边校对近两月时间,已经连载到为他注册的“鲜花村”博客群上了。目前浏览已近五百人次。

这是一部以山沟军工企业退休人员闲聊为线索写成的小说。虽不像一般大部头那样主人公们激烈冲突于中心事件曲折跌宕离奇传奇,然欲兴趣于共和国现实与历史现象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思考与探讨,问出个究竟为什么来,却又是通俗们绝非可比的。

王玉鑫在这部小说中,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袁广志、刘工、 武大炮、赵霞飞、郑宝仁、孙前等“老三线”的诸多人物形象。他们善良、正直、忠诚、乐观、豁达,与赵本山导演的《乡村爱情》第二部(央视一台正在热播)塑造的偏私、狭隘、固执、狡黠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不可同日而语。正是通过对他们(老一代工人阶级)退休生活的客观描写,特别是借助他们的相聚聊天,作者以其深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力,给现实的经济、政治、国防、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环保、思想、道德、法制、伦理、观念、风气、民俗,乃至婚姻、恋爱、生老病死、家长里短等等现象,以深入地探讨和明晰的辨识。从笔法上又处处穿插对共和国同类事物或事件的历史现象的比较与阐释。这就从客观上反映了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从这点上看,这是一种机智又别致的大手笔!

小说还以其真实生动的场景事件叙述,热情地讴歌了“老三线”们为了祖国的安宁与强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们不怕苦累艰苦创业,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让昔日荒凉的山沟,飞出了翱翔天安门广场上空的金凤凰,执着卓绝的奉献精神。同时也从现实的角度描写了他们为建设和谐社会,依然贡献着力所能及的力量。从这方面看,这又是一部“三线建设”史料和传统教育的难得的好材料了。

夕阳正红,他们还在很现实又很历史地思考着改革开放以来共和国所发生的一切,提出了一些很益于当下领导层可以借鉴、可以研讨,甚至可以采纳的想法。这使这部著作又有了“民情调查”的参照价值。

这部书,退休人员看了,会有太多的共鸣;在职的军工们看了,会得到鼓舞;青少年学生看了,会扩展多方面的国情与人文知识的视野,实在是一部老幼皆宜的著作。

2008-2-21于文化村

长篇小说《“老 三 线” 聊 天》

王玉鑫 著

第一章

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年人,退休的早,工资不就是五六百元

吗?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了几万元钱,都给儿女上学、结婚花光了。

现在看病吃药那么贵,有些人住院连押金钱都交不起,图点便宜也是

情理之中的事。——说来说去,还是不富裕。——有人说高薪养廉,

解决不了问题。当权利受不到制约的时候,就变成以权养贪了。

说起聊天,有的地方叫唠嗑,有的地方叫摆龙门阵,有的地方叫拉呱,有的地方叫吹牛。这不,郑宝仁师傅刚吃完早饭,把未洗完的碗筷往水池子里一放,就要出去唠嗑。郑宝仁已经退休五六年了。前年老伴去世,孩子们都已各自成家,工作都忙,只有过年过节或有事才能回来一趟。平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所谓的空巢家庭。时不时的感到孤独寂寞,不出去和人唠唠嗑,就觉得无法打发这漫长的退休时光。郑宝仁是从东北沈阳调到“三线”工厂来的。干了一辈子试车工。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就以当试车工而自豪。当过无数次的先进生产者,得过贴满墙的奖状。

此话不提,郑宝仁正急着出去唠嗑呢。他要找的唠嗑对象就是袁头。所谓的袁头就是袁广志。当过试车车间的车间主任,后来又提升为副厂长,直到退休。郑宝仁刚一出门,就碰到了体态丰满的赵霞飞。赵霞飞在退休前在厂工会任女工委员。因此,和谁都认识,和谁都能说上话。赵霞飞先打招呼:“郑师傅,匆匆忙忙去哪儿呀?”

郑宝仁冲她笑了笑,“我去话聊(化疗)。”

“郑师傅,你怎么了,要去化疗?”

“没什么,我挺好的。”

“那为什么要化疗呀?”

“我说的是说话的话,聊天的聊,懂吗?”

两人都笑了。郑宝仁说:“我去袁头家,你去不去?”

“有事吗?”

“唠嗑。”

“走!”

两人沿着宿舍区的水泥大马路,来到袁广志家,敲开门,袁广志的老伴李芬背个布兜子从屋里出来,和他们打招呼说:“茶已泡好了,正等你们哪!我去打门球了。”说完急忙忙地走了。

一进屋,袁广志就把两杯热茶端到他们面前:“喝茶,早给你们泡好了。”

“你咋知道我们来?”郑宝仁问。

“反正会有人来唠嗑。不是你来,就是他来。”

赵霞飞突然有了话题,说:“你们听说了没有,二十八车间的老胡头被人骗了,被骗去了一百多元。”

郑宝仁问是怎么被骗的。赵霞飞说:“他不是有气喘病么,前几天又犯了,到省医去看病。看了门诊后,医生让他去住院。他一打听住院得先交押金3000元。他身上只带了2000元。打算先回家再说。当他刚出医院大门,后面就跟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他有祖传秘方,专治气喘病原菌,吃三副药包好。他问一副药多少钱,卖药的说便宜,每副药50元。他说贵了点。卖药的说,你要是住院,押金就得3000多,化验、打针、吃药,加上住宿吃饭钱,还说不定得花多少钱呢!这药你拿回家一吃,病好了,省多少钱不说,省了多少麻烦。胡师傅一听是这么个理儿。但他还是留了个心眼,说就带来一百元钱,买三副药就给一百元。卖药的连说太亏了,让他再添点。胡师傅故意掏兜,掏了半天,才掏出十元钱。卖药的见已没有油水了,收了他110元钱,给了他三副药。胡师傅拿了三副药乐颠颠地回来了。打开一看,象是欠粉,尝一尝还有点甜味。吃完了三副药,一点没见好,才知道被人骗了。”

郑宝仁说:“这种骗人的事多了。前几天在梅花小区来了一支义诊队,有十几位医生、护士,一色穿的白大褂。到了小区广场,就打起了横幅,摆上桌子、椅子和检查仪器。说是不收费,义务给大家检查身体。还说仪器是进口的,一检查就知道你是否有心脑血管的各种疾病。听说免费检查身体,就围上来很多老头、老太太。有位师傅先让检查,伸出胳膊挽起了袖子,护士就用布带将胳膊捆住,再用卡子卡住,用电线与仪器连通。开动仪器,发出达达的声音。一分钟后,打出了一张卡片,上面有20几项健康指标。打圆点的就属于超标。那位师傅数了一下。有11项超标不合格。神色有些不好,问给他检查的护士,有这么多不合格该怎么办?护士用手一指,就去找专家看看。那位师傅顺着护士的手指方向一看,那边桌子上摆着很大的专家牌子。椅子上坐着一位年岁较大的医生。他便走过去,专家笑脸相迎,先让他坐下。然后要过检查卡片看了看。再用听诊器给听了听,慢声慢语地说,你有十几项指标都超标了。你自己虽然还没感觉有什么病,但心脑血管疾病是很危险的病,抓紧治疗还来得及,如果时间拖长了,就不好说了。那位师傅问怎么治疗,用不用住院。专家说,暂时还不用住院,先吃点药试试。我建议你先吃一种珍奥核酸。这种药能调节体内的各种功能,慢慢地使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那位师傅问,这珍奥核酸哪儿去买?专家说我们带来了一些,你可以买点试试。两人正说着,进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陌生人,急着对专家说,我可找到你们了!专家说,前几天你不是在我们这儿检查过么?还买了三大箱珍奥核酸,效果怎么样?陌生人说,这珍奥核酸真有效,我吃了以后,血压不高了,喘气也匀了,心跳也不快了。今天我来找你们,是替我老伴买三大箱。说着就掏出1500元钱,买了3大箱。那位师傅一看,忙说,我也买3大箱,钱不够,我回家取去。当他取回钱,已有十几个人买了。那一天就有20多人,买了30多大箱,花了1万5千多元。过了一个多月,大家互问效果如何?有人说,这是保健品,治不了病。有的说该有啥病还有啥病。有的明知上当受骗,还不好意思说,还说好象有点效果……”

袁广志喝了一口茶,接过话来说:“现在专骗老年人。前几天东边那个社区,王婆婆正在洗衣服,来了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问王婆婆还认识他不?王婆婆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这个青年人是谁。那个青年说,他是王婆婆儿子小东的同学。他说她儿子小东在贵阳出车祸了,已经送到了医院,要交住院费才能抢救。让王婆婆赶紧拿钱。王婆婆说手里没现钱,只有一个1万元的存折,要到银行去取。青年人催她快去。用开来的小车把她送到银行。取了钱,青年人说,快把钱给我,去晚了,抢救就来不及了。王婆婆把钱交给了他。青年人开车就跑了。王婆婆回到家,正好小东来电话了。王婆婆把刚才的事情一说,小东说,妈,你上当受骗了。王婆婆还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还知道你小东呢?小东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在贵阳认识的人多,见面都是小东长小东短的。骗子向我认识的人一打听,不就什么都知道了么!凡是老年人受骗,都是贪图小便宜。比如卖假药,免费送你一小瓶,试用之后,多少要买一点。你买点,他买点,就把骗子成全了。”

赵霞飞不同意袁广志的观点说:“袁头,你说老年人都是贪小便宜才上当受骗。我也同意。要不图便宜,哪能受骗呢!我就不贪便宜。有一回上街,有人在我身边掉了个钱包,上来个人忙捡起来,悄悄对我说,这是咱俩捡的,见面分一半。走,到那边没人地方去。我想看看就和他走到街边一个没人的地方,他打开钱包,翻了翻,里面有一颗钻戒和几元钱。他说钻戒最少值两千。咱俩一人一半。你给我一千,钻戒你拿走。我说钻戒你拿走,给我五百元钱就行。他说他没带钱,让我给他五百也行。还说这个钻戒是女式的,我戴正合适。我说咱们到银行去鉴定,真值二千元再说。他一听慌了,忙说,你要是没带钱把手上的表给我,钻戒归你了。我说这钱包本来是你捡的,应该归你,你拿着到别处卖去吧,我那一半也送给你了。他见没捞到什么,拿着钻戒悻悻地走了。这就是不贪便宜不吃亏。不过袁头,老年人为什么要贪点小便宜?往深了想,不就是养老金少吗?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职工,退休的早,工资才五六百元。他们工作的年代,除了几十元的基本工资,没有奖金,更没有什么红包,到他们退休的时候,更没有公积金、补助费什么的。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了几万元钱,都给子女上学、结婚花了。现在看病吃药那么贵、有些人住院,连押金钱都交不起,图点便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一来义诊,大家都哄上去。他们手里要是有个十万、二十万的,谁不愿意上大医院找有名专家去看病?”

郑宝仁说:“赵霞飞说的在理。啥事都离不开钱,都是钱闹的。手里有钱,谁还贪那点小便宜呢!”

袁广志说:“你们说的都在理。说来说去,还是不富裕。快十二点了,你们在这吃饭,昨天包的饺子,剩了一大盆。”

赵霞飞说:“人少,吃不了多少,包那么多干啥?”

袁广志说:“你嫂子李芬爱吃饺子。每次都说少包、少包,一包就包多了。过去在北方煮饺子不是过年了吗?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还是北方习惯,爱吃饺子……”

郑宝仁说:“孩子们可是南方品味了,愿意吃米饭,不愿意吃饺子。大一点的孩子还能吃几个,小一点的一口不吃。”

赵霞飞说:“我家程丽回来,我得给她去做饭。郑师傅在这儿吃吧!”

郑宝仁说:“我也有事。小孙女也回来,要吃我做的麻婆豆腐。”

袁广志说:“想当年——1965年,我们刚来到三线,吃这里的米还不习惯,吃着散不拉的,不象东北大米有粘性。那时,就想吃点饺子面条什么的。”

一提到刚来三线时,郑宝仁来了精神,刚站起来又坐下了,“那时候我也不喜欢吃米饭,就喜欢吃面。当地政府每月多给3斤灰面,经常包饺子,擀面条、烙饼。没面了,才吃米饭。现在口味都改过来了,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袁广志说:“那时候鱼便宜,厂周围的湖里鱼多的不得了。当地老乡不喜欢吃鱼,打了鱼就挑到宿舍区来卖,一掌长的白条鱼才2角5分钱1斤,大鲤鱼才3角钱1斤。牛肉比猪肉便宜。有一次卖3角5分钱1斤,我买了七八斤。”

郑宝仁说:“大米才卖1角3分1斤,面粉1角1分钱1斤。现在大米1块3角钱,足足涨了10倍。”

赵霞飞说:“工资不也涨了10倍么。那时二级工40多元,现在500多元,涨10倍还多呢!不过,按物价比,那时候的生活水平和现在的生活水平基本差不多。”

郑宝仁说:“你是说这么多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

赵霞飞急忙说:“郑师傅你可别扣帽子。我说的是实话。有些人提高了,多数人没提高。我记得你那时是四级工,工资是58。47元。你现在多少,500元零一点,不是10倍么!工商所的老高,才来时,他的工资是46元,现在是3800元,他们才提高了呢!”

袁广志叹口气说:“人家是怎么涨工资,每次三百四百地往上涨。一年涨一次,有时还涨两次。轮到企业退休人员怎么涨?每次只涨30至40元。人家涨一次顶你涨十次。这辈子能轮到几个十次?”

郑宝仁说:“象袁头这个级别的干部,要是在地方政府工作,每月能拿到5000多元。”

赵霞飞说:“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是和世界接轨。接哪样轨哟!没看看国家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不高,你让一部分人去接轨,把老百姓远远的丢在后边了。我看不是接轨,而是接鬼。有人说是高薪养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权利受不到制约的时候,就变成以权养贪了。现在有点权就想捞一把。我有个表哥开了个不大点的工厂。过春节时,工商局、税务局、环保局、卫生局都去人检查工作。今天一拨,明天一拨,每来一拨,我表哥赶紧塞红包,每人一个,每包至少要三、四百元。要是不塞红包呢,明天就来事了,不是这个不合格,就是那个不达标,麻烦可就大了。袁头,你说这腐败的事,还能不能解决?”

袁广志说:“我说能解决又不能解决。要说能解决,党和政府决心很大,每年都在抓。不是抓出那么多贪污犯么。省部级干部也有好几个,要说不能解决,就是这个面太大了。搞市场经济么,不能搞的太死。大家都在忙着搞钱,都在围着钱转,都在动脑筋想点子。你纪委也好,监察也好,管得过来么?就象刚才霞飞说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小厂偷偷塞个红包,上哪儿查去?有的人说:怕什么,就是判几年刑,够家里人过一辈子了。都抱着这种心态,还能解决腐败问题么?关键是权利没制约!”

郑宝仁抬头看看墙上的电子钟说:“走了,再不走我孙女该进不去屋了。”

赵霞飞说:“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么会儿工夫就要到吃中午饭时间了。明天到我那儿去聊,我不仅有好茶,还有白瓜子。明天我把武大炮也叫来……”

袁广志说:“武大炮不是你的对头么,一说话就抬杠,你俩是水火不相容,每次都吵得天翻地覆,别人插不上嘴,净听你们俩吵了。”

赵霞飞一笑说:“我不怕吵,我就不相信我吵不过他。再说,不吵也不热闹,老这么客客气气的,象开班前会似的,也没意思!”

袁广志说:“好,很好!不是说么,笑一笑,十年少;咱们改成:吵一吵,不爱老!”

赵霞飞出门走了。郑宝仁刚要走,袁广志留住他说:“我问个事,找老伴的事有点眉目没有?老年婚姻,就是找个伴,别考虑那么多。”

“不那么好找,也遇不到合适的。”郑宝仁说:“等等再说吧!”

袁广志说:“你都等两三年了。你以为还是年轻时搞对象呢,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差不多就行了!”

“袁头,这你可就说错了。年轻时找对象好找。为什么呢?年轻时只要两人看着合适,都愿意就行了,没有其它考虑。老年人就不同了。要先考虑孩子同不同意,孩子同意了,还要考虑经济条件,身体情况。不仅要考虑两个人的性格合得来合不来,还要考虑和孩子们能不能处得来。你说,多麻烦!”

袁广志说:“你说的也是,要说复杂就复杂,要说简单也简单,两人都愿意,搬在一起住就完了。”

“那恐怕不行,双方只要有一个儿女出来反对,就麻烦了!”

“你不说没有合适的么,我看别老往远处看,看看身边的。远在千里,近在眼前。你看赵霞飞怎么样?能说会道,利手利脚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差。你要是愿意,我给你们过个话。”

袁广志这么一说,郑宝仁愣了一下,“她,我可没敢想。我看上人家了,人家能不能看上我?人家当过女工委员,好歹也是个职员。我是个工人,能高攀得上么!”

“职员和工人有什么区别?退了休还不是都一样。退休职工涨工资是按年头涨。工龄40年是按40年涨,工龄30年是按30年涨,至于你在工厂都干过什么,有哪些丰功伟绩,全都一笔勾销了!”

“还是有区别。找对象和干什么工作可有关系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找工人,六十年代找军人,七十年代找知识分子,八十年代找干部,九十年代找大款,到了本世纪,专找研究生、博士生。”

“怎么样,你先考虑考虑?”

“我先考虑考虑。先向孩子透透风。”郑宝仁边说边走了。

袁广志送到门口,久久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第二章

中国话是有讲究的。干净利索一块说是有道理的。——健康长寿

放在一块才有意义。——思想觉悟也起作用,是起凝聚人心的作用。

但发展经济还是利益起作用。——利用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把

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种积极性是真实的积极性。

为了迎接今日的闲聊,一大早起来,赵霞飞就忙活开了。她先是刷了牙洗了脸,坐在梳妆台前,用牛角梳子把略有些白发的头梳得溜光铮亮,还用眉笔抹了几下子眉,还用唇膏在唇上淡淡地抹了些红,脸上又擦了点玉兰油。脸虽有些胖,但显得生动鲜亮,看了有几分动人。打扮完了,她赶紧吃饭。饭吃的很简单,煮一碗面,拌上辣椒油。唏哩唿噜吃得很香。吃完饭,就忙着在茶几上摆葵花籽、白瓜子。还烧了两大暖壶开水,准备沏茶用。正忙乎着,有人敲门了。开门一看,头一个来的是好抬杠的武大福外号武大炮的。武大炮长得浓眉大眼,腮帮子上长一片黑乎乎、密麻麻的络腮胡子。说话响亮,进门就说:“老相好的,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吵起来可别怨我呀!”

赵霞飞看了他一眼,冲他笑笑。“滚你一边去,谁和你是老相好的!”

“这多少年了,别不承认。”武大炮在屋里转了一圈,又看看厨房说:“这屋子收拾的,才叫干净利索。有的人干净,洗呀擦的,这叫干净,但是不利索,东西摆的乱七八糟,没个秩序,这叫干净不利索。相反呢?什么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但东西表面净是灰尘,茶碗边上一圈油泥,这叫利索不干净。所以中国话是有讲究的,干净利索一块说是有道理的。”

正说着,有人插上话来,袁广志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后面跟了个试车车间的采购员、现在的离休干部孙前。袁广志说:“健康长寿放在一块才有意义。有人平时很健康,突然得了难治的病,岁数不大就死了,这叫健康不长寿。有的人得了脑血栓,躺在床上起不来,床上拉,床上尿。但是活的时间很长。这种长寿是活遭罪,所以必须是健康长寿才行!”

正说着,郑宝仁来了。赵霞飞让大家都坐下。沏了一壶铁观音,给大家倒上,让大家嗑瓜子。

郑宝仁喝了一口茶说:“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想起了1965年刚来三线的时候,那时厂房没盖起来,宿舍也没有,都住在帐篷里。下大雨时帐篷漏雨,棉被都淋湿了,没法睡觉。几个人就坐在被里吸烟、唠嗑。有的说为了三线建设,少睡点觉算啥?有的说远在沈阳、哈尔滨、株洲的老婆孩子还以为我们住高楼大厦呢,谁知道住帐篷连个好觉都睡不好,冷得身上直打哆嗦。有人说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赛过冬。那个冷劲,可真难受。”

袁广志说:“那时候厂房都没盖起来,可机器设备都进来了。没地方放就放在路两旁的小坡上。搞基建的施工队,一部分是从外地调来的,一部分是当地招的民工,昼夜不停地建厂房,等厂房一建好,我们这些人,也不管是厂长、书记、职员、工人就白天黑夜地往厂房里搬机器、安设备。都是靠人抬肩杠。把设备底下垫上圆木,几十个人拉着绳子,随着号工声拉着往前走。走一段再把后边的圆木放到前边去,再往前拉。硬是把设备一台台的拉进了厂房。我现在还留着一件白衬衫,两个肩头都留着二寸长的血口子。”

郑宝仁说:“一天夜里三点多钟,我们干完活回帐篷吃面条。吃完后要睡觉时,发现外号叫大精神的老李没回来。大家分头去找。满山遍野都是火把的火光和人的喊叫声。最后在一个山坡的石头台上找到了。大精神老李正在打呼噜睡得香呢。当叫他起来时,他糊里糊涂地说,别忙,等搬完了这台铣床再休息。”

“大精神是谁呀?”赵霞飞问。

郑宝仁说:“那时候你还没来,不认识大精神。这个人可有精神头了,每天晚上十一、二点还不睡觉,早晨五、六点钟就起来跑步去了。连大精神都累得躺在山坡上睡着了,你说该累到什么程度!他后来因为老婆有病瘫痪在床,调回家乡去了。”

袁广志说:“那时候机器还没搬进厂房,还没安装好,就下达了当月的生产任务。于是,边安装床子边生产。安上一台,开工一台。工人说,毛主席说三线建设不好他睡不好觉。我们拚了命也要把三线建设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在这种动力下,车间里干得热火朝天。有的工人干脆就在机床边搭了块木板,干累了睡上一觉起来再干。郑宝仁是试车工,发动机没干出来当然没车可试。他就干起了铣工。一个多月,我就回家过一次。到家洗了洗脸,刮了刮胡子又回车间了。就这样,边安装设备边生产,到月底,硬是把任务拿下来了。”

孙前说:“那时候干劲不知怎么那么大!有一次一连两天都没回家。袁头说,你回家去睡一觉吧,走道都打晃了!那时候觉悟真高。”

一直没吭声的武大炮,在茶几上嗑了一大堆瓜子皮,听孙前这么一说,使劲地吐了一口说:“也不一定是觉悟高。那时候人们怕抓阶级斗争,怕被批斗,都千方百计地表现好一点。”

赵霞飞立刻反驳说:“你纯粹是瞎扯。那时候还没怎么抓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根本不是怕抓阶级斗争。拿我来说,确实没什么压力,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武大炮吹胡子瞪眼地说:“我就不信你思想那么先进!也许你当时没想什么,可是你灵魂深处肯定潜伏着自私自利的东西。比如涨工资呀、提干呀。你不是提升为女工委员了么!这才是实质。”武大炮站起来,用手比比划划说:“人的积极性总是有一种动力在驱使,比如升级呀、得奖金呀、评先进呀,总不过是名呀、利呀在催着你使劲!”

赵霞飞急得脸蛋发红说:“你这个武大炮又乱放炮了。照你这么说,那些先进人物都是为名为利了?那我问你,雷锋是不是为了名利?”

听赵霞飞拿雷锋来压他,武大炮愣了一下,“人嘛,不可能没有一点名利思想。连圣人都有,何况是雷锋?他既或不是为了利,还是为了名呢!你不服,那我问你,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那么卖力气,星期天总是加班加点,农村公社连春节都不放假,叫过革命化春节、生产怎么总是上不去?弄得大家没吃没喝的。过春节,买块豆腐还得凭票。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觉得有利可图了,生产一下子都上来了,从物资紧缺到物资过剩。这说明什么?以前是用压制的方法,你不好好干就批斗你。现在是用利益刺激,自觉自愿地去干……”

赵霞飞说:“照你那么说,人们都是为了名利,就没什么思想觉悟了?”

武大炮说:“思想觉悟也起作用,是起凝聚人心作用。但要发展经济还是利益起作用。你不服,我给你举个例子。文革时,咱们辽宁出了个响当当的先进经验,叫做哈尔套大集。就是在物资十分紧缺、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哈尔套地区,每半个月或一个月赶一次大集。赶集那天,市场上物资丰富,买卖兴隆,人山人海,有买有卖。表面看来,一片繁荣景象。其实呢,是有人导演的上万人的表演的一个戏剧场面。为了赶一个大集,成百上千的村社级干部要下到农村去,给老百姓摊派任务。到赶集的那天,你家必须去卖两只公鸡,你家必须去卖100个鸡蛋,你家必须去卖50斤白菜。要不去呢?就象刚才所说的挨斗了。有的农民家里没鸡蛋,只好向别人去买。花2角钱买的鸡蛋,赶集那天只准卖1角8分钱。这样的大集赶了几次就赶不下去了。为什么?农民没有利益,怎么能搞得下去呢?“看赵霞飞刚要插话,武大炮一摆手又说:“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次我去贵阳,大清早到农贸市场一看,挑挑的、推车的,开摩托的,从四面八方黑压压的拥进市场。有的摆起了豆腐摊,有的摆起了猪肉案,有的摆起了青菜摊。有的炸油条,有的在烙饼……总而言之,卖什么的都有,真正是一片繁荣。当时我就想,这要是象赶啥哈尔套大集那样,该出动多少干部去作多少天工作?还保不齐能做到这么热闹。两者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利字。这些商贩都是为利而来,当然有那么大积极性。”

赵霞飞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后是不一样,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武大炮说:“你光说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行,为什么会有这样成果呢?是党中央利用人们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咱积极性是真实的积极性,而不是怕抓阶级斗争怕被批斗的那种积极性。”

孙前说:“赵霞飞说的有道理,那时候人们积极性可高了。不过,武大炮说的也对,改革开放以后是比改革开放前东西多了。”

武大炮冲着他说:“得,得,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到底谁对?”

袁广志一直听他们俩在争论,想说什么又没有说。

郑宝仁也在看着他们争论。争论什么倒没认真听,注意力全在看赵霞飞了。从那天袁广志给他介绍赵霞飞起,他对赵霞飞就格外注意了。他仔细观察赵霞飞,脸蛋微胖,白里透红,嘴唇红润,显得很是漂亮。他想,过去怎么就没注意到她这么漂亮呢?要是找这么个人做伴,倒也不错。

袁广志看他发愣,就问:“郑师傅,你怎么不发言呢?”

郑宝仁一愣,没头没脑地说:“我听着呢,我没意见。”

说得大家都笑了。

武大炮问:“我们说什么了,你没意见?”

郑宝仁说:“你们说什么我都没意见。本来是自由聊天,还有意见干什么!”

袁广志说:“说是给你找个老伴,你没意见我就找人家谈了。”

郑宝仁看了赵霞飞一眼,“别,别,让我考虑考虑!”

武大炮大声地喊:“一说给你找老伴,你看赵霞飞干什么?莫非你想找她?”

赵霞飞举起拳头就要打武大炮,“好你个武大炮,你是三天不打,就要上房揭瓦。你再满嘴胡说,看我打你不打你!”

武大炮边躲边笑着说:“拉倒,拉倒,算我乱放炮。”

孙前站起来说:“你们要是介绍对象,我在这里不方便,我就先回去了。”

袁广志拉住他说:“你坐下,没给谁介绍对象,这不是闲唠嗑么!”又说:“那阵子边基建边生产,干得可真快,到1966年初,整个发动机就干出来了。在那么差的条件下,又那么快地干出了发动机,到底质量怎么样?发动机试车,就成了全厂上上下下关注的焦点。发动机一上台架,试车车间就全力以赴,把试车人员分成两班,昼夜不停地试车。一个阶段合格了,又试下个阶段。为了保密,试车消息不准广播,只能靠班前班后会向下传达。每个阶段试验合格,大家就奔走相告。试车人员都吃在车间,睡在车间,那气氛真是战斗气氛……”

郑宝仁说:“说起试车,那个紧张劲儿。主要是怕出事故。两个眼睛紧紧地盯着仪器。心想呵,可千万别出现问题。要是出了问题。发动机出厂说不定要延长多少时间,全厂职工日以继夜地忙了半年多全都白忙了。虽然是两班倒,但休息时间谁都不愿意离开车间。就在车间里吃住睡。有天夜里当班,困得睁不开眼睛。就学电影里解放军战士的样子,掏出揣在口袋里的干辣椒,咬上一口。方法真灵,嘴里一辣就精神了。就这样,硬是把发动机的各项指标全部试验合格。消息传出去,有人敲锣打鼓到厂部去报喜。我们回家时腿都软了。但一看到账篷里、干打垒房子里亮起了灯光,飘出了欢声笑语,那个热闹劲儿,就跟过年一样。我回到家里,老婆、孩子都没睡,灯泡子点的亮亮的。老婆见我回来,满脸堆笑,上前扑打扑打我身上的尘土,说给我烙饼煎鸡蛋,还烫上一壶酒,让我进屋先歇着。进了屋,一见到桌上的煎鸡蛋,才想起昨天中午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可是两眼往一起粘,怎么也睁不开。心想先躺一会儿,等老婆做完汤再起来。谁想一躺下就睡着了。老婆怎么叫也没叫醒,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孙前说:“我和郑师傅倒班。回家后睡了一天一夜才起来。”

大家看看墙上的挂钟,又到中午了。都要回家吃饭,散了。

第三章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条件不够,创造条件干。

成大事业,这才是艰苦奋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在战场上,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冲上去,前赴后继,攻下

敌人的阵地,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勇敢精神。——为了整体事业,为了大

局,一些人牺牲一点个人利益,大事就干成了!

一个天气睛和的上午,公园里的月季花开得如火如荼。几只花翅膀的小鸟,在枝头比赛般的宛转鸣啼。袁广志吃过早饭散步到公园门口,正犹豫进不进去,却被公园里的鸟语花香吸引住了。顺步进了公园,走了没几步,就看见了花白头发的刘志行坐在长凳上,聚精会神地看一张报纸。袁广志走到他跟前站下,“刘工,有什么好消息看得这么认真?”

刘志行是北航毕业的老工程师。他虽没当上厂长、总师,威信却很高。厂里各种型号的发动机在设计时都有他参加。袁广志又叫了一声,刘工这才抬起头来笑了笑,“报纸上说,还是要提倡艰苦奋斗作风,再不提倡,艰苦奋斗的传统要丢光了。”

这时郑宝仁和武大炮跑过来,问他们在说什么。袁广志说:“刘工看报纸说,还是要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八荣八耻里说,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武大炮说:“刚来时,那才叫艰苦奋斗呢!当时搞‘三通一平’没有电点蜡烛,没有水到河沟里去挑水,临时修了一条简易的沙土路,大家开玩笑说,晴天是洋灰(扬灰)路,下雨是水泥(水和泥)路。”说着回头往山上悬崖一指,“你们看那艰苦奋斗四个大字,就是当年刻上去的。刻字的时候,从山顶栓了几根绳子,把人吊到半山腰,在峭壁上一凿子一铲子地刻出来。是一个石匠出身的老师傅刻的。红油漆还是我上去刷的呢!吊到半山腰,不敢往下看。往下一看深不见底,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干脆不往下看。四个字我刷了一下午。别小看这四个字,对大家鼓舞可大了。”

郑宝仁说:“刻字时,我在山顶上拉着绳子。其实,绳子牢牢地栓在大树上,用不着拉。为了保险点吗!”

袁广志说:“那时候和现在大不相同,能节省就节省,有困难能克服就克服。现在有的人太侈糜了。天天进饭店,餐餐摆宴席,一餐就是一两千元。一个退休工人的工资才多少?顶二个月的工资。这倒是其次,资源浪费太大,用电、用水、用钢材都不计成本……”

武大炮说:“要想艰苦奋斗,还是要转变人的观念。人的观念可是个重要的东西。观念一变,可就从根上变了。有人说,要都抱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服装厂生产出那么多衣服卖给谁去?要有人浪费,不断地买新产品才能刺激生产。饭馆那么热闹,都是在谈生意。有了酒席宴上的繁荣,才有经济的繁荣。”

“这是谁的理论?”赵霞飞插上嘴来。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来的。“你说的和艰苦奋斗是两码事。大家整天都喝得醉熏熏的还怎么建设四个现代化?”

武大炮挠挠脑袋说:“你别跟我叫真!我虽是这么说,还在犯糊涂呢!”

刘工说:“要说艰苦奋斗,在咱们建厂初期,资金不足,有些技术还没掌握,周围环境又那么差,要买个零件,都要跑到北京、上海去买。为了抓紧时间,采购人员都坐火车去背回来。条件不够,创造条件干成大事,这才是艰苦奋斗。开始,我们干的是6号机,6号机还没干出来,就开始考虑7号机,7号机刚搞出来,又开始搞7号B型、7号E型机。我们这些臭老九,天天不是坐设计室,就是跑试验室,使发动机年年有进步,年年有提高。后来又搞13系列机。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才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袁广志说:“一点点改进,一点点提高,国外叫小步科学,把握性大,提高的快。缺点是不能创新出一种新机型。”

郑宝仁说:“刘工,你们为什么不设计一种新型的性能更好的发动机呢?”

刘工说:“我们建厂刚开始,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外界干扰太多。再说,我们技术水平还不行。外地设计所也设计过,因毛病太多都不能用。不仅浪费了资金,还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办法稳妥。”

赵霞飞看了刘工的花白头发说:“刘工的头发都白了。这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你们儿子上完大学,不也在北京当了设计师了么!”

武大炮一听又有了新的话题,“什么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看过一篇文章,人家子孙就有意见了。我们又不是什么东西,凭什么把我们献出去!”

赵霞飞看了他一眼说:“我看这句话没错,这是一种精神。子孙虽然不是什么财产,但也是国家财富呵!一个有觉悟的老辈人,把子孙献给国家,让他们为国家做贡献有什么不对?就象在战场上,一个人倒下去了,一个人又冲上去,前赴后继,攻下了敌人阵地,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勇敢精神。你敢说不对?”

武大炮用手挠挠脑袋,“反正,年轻人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去年设计科不是跑了三个大学生么,跑到沿海地区去了。什么手续都没办,你有什么办法!”

“这只能说这些人觉悟低。”赵霞飞说。

刘工说:“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觉得在这山沟里发挥不了作用,到发达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去了。”

武大炮说:“你说人家觉悟低,人家还说是觉悟高呢。不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么,人家是先行者。”

袁广志问:“走的这三个人,到那边怎么样?”

赵霞飞说:“那可是一步登天了。姓丁的那个,被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聘去了。给他买了一套住房,还给配了一辆专用轿车。每月工资5千多元。对咱们这儿影响可大了。和他们水平差不多的,又有几个要走。厂党委书记给他们开了个座谈会,才安稳下来。”

武大炮说:“我看哪,早晚还得有人走。两边一比,差距太大了。市场经济么,人们的一切活动和一切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有大钱捣蛋,凭啥蹲在穷山沟里挣你这几个小钱。”

赵霞飞故做生气地说:“你讲了半天艰苦奋斗,让你一句话全否了。大家都走了,我们的发动机还干不干?这么大的事业都不干了,还算什么艰苦奋斗?你说是事业重要还是钱重要?”

武大炮说:“当然是钱重要。没有钱你说话都不硬气。比如走到饭馆门前,你口袋里有钱,就敢说,走,进去,我买单。要是口袋里没钱,你敢吭声么!可是,话又说回来,钱虽重要,还得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为了大局,一些人牺牲一点个人利益,大事就干成了。”

听到这里袁广志说:“你武大炮真是了不起,说了半天又能把话拉回来,真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

武大炮也得意洋洋地说:“这么说能找出理由,那么说也能找出理由。辩论双方都能找出理由。至于说谁是真理,只能靠实践检验了。”

袁广志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就说:“算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要知后事如何,且等下次再聊!”

大家散了之后,走出公园。郑宝仁故意放慢脚步,等着走在后面的赵霞飞。赵霞飞快步几步赶上来说:“郑师傅,回家自己做饭呵?”

“可不,一个人饭,好做。”

“一个人饭才不好做呢。用高压锅焖饭,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不爱烂。”

“那倒是。每回我焖一大锅,做一回吃两天。”

“每顿饭做几个菜呀?”

“一般是一个菜、一个汤。星期天孩子们都回来,做十多个菜,摆一桌子。”

“每个星期天孩子们都回来么?”

“不一定。隔几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有时儿子回来,有时女儿回来。”

“你儿子在运输队开车,女儿干什么呢?”

“女儿在医院当护士。儿媳妇在运输队当统计。女婿在医院当医生。儿子有个女孩,女儿有个男孩,都上学了。总之,都过得挺好的,用不着我操心。都挺孝顺的。”

赵霞飞说:“我也可以。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儿子和大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收入挺多的。只有小女儿在厂里当仪表工,工资低点。但女婿是处长,工资高,也过得不错。”

两人越唠越近乎,郑宝仁说:“往后你有什么活就找我,比如安个锁呀,修个洗衣机呀,我什么都会修。”

“修电灯也行吗?”

“也会点。”

“正好,我屋里电灯开关坏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个新的。我自己不敢弄,怕电了。”

“那好办,我下午就去看看。”

“那你干脆就到我家吃饭吧,吃过饭再修开关。”

郑宝仁觉得突然,再说哪能干一点活就先吃人家一顿饭呢,“我还有事,吃完饭我一定去。”

第四章

从手机就可以看出科技的进步。你不管走到哪里,信号都能找到

你。——发个短信,只要几秒钟。——什么都要实际点。我们这些人

都那么大年纪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平平安安过好晚年就行了。

郑宝仁回家煮了一碗面条,稀里唿噜地吃完,放下饭碗就往赵霞飞家里来了。赵霞飞正在吃饭,忙给他倒了一杯雨前毛尖茶。郑宝仁看了看屋里的摆设:组合立柜、沙发、缝纫机、虽然赶不上潮流,但也都摆放的整整齐齐,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得出是个过日子的人。他说:“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让人一看就觉得舒服。”

“一个人呆着没事,就经常收拾收拾屋子。”

“这在人。有的人整天闲着,就是不收拾屋子。原来我有个邻居,屋里总是又脏又乱。有次我去他家,满屋里放的木板、水桶、鞋子,墙角上堆了没洗的衣服,沙发上扔着袜子、枕头和小孩玩具。进了屋坐没坐处,站没站处。当时我想,可能是房子旧了,没法收拾,等搬到新房就好了。后来搬到了新房,两室一厅。我又去过一次,一看还是老样子:客厅的地上倒放着小板凳、塑料布、水鞋,沙发上放着一堆零乱的衣服,还有两个纸盒箱子……”

赵霞飞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在乎有没有条件,也不在乎有没有时间。别看是小事,这可和生产工作有关。没有文明整洁的习惯,就不能干出好的产品。其实,收拾屋子也用不了多少时间,每天顺手一捋巴,有个十分八分钟就行了。”吃完了饭,顺手洗了碗。

郑宝仁起身,先把灯开关修好了。赵霞飞说洗衣机也有毛病。郑宝仁又看洗衣机,试了试拨轮不转了。就让赵霞飞找出螺丝刀、钳子等工具,检查了一下说:“问题不大,线路断了。”

他开始修理。不一会儿工夫就修好了。往洗衣机里放了水,开关一开拨轮转起来了。赵霞飞高兴得不得了说:“郑师傅你真行,什么活都会干。家里有这么个人修修补补就不愁了。我一个人过日子,别的都不怕,就怕水电什么坏了,找不到人修。”

郑宝仁说:“你怎么不买个全自动的呢?”

“我这是第二台了。头一台是单缸的,不能甩干。坏了,卖给收破烂的,才卖20元钱。买这台时,也想买个全自动的,听别人说全自动的省事倒省事,太费水了。洗一次衣服从清洗到漂洗要加放三次水,差不多得一吨水。过去5角钱一吨水还行,现在1元钱1吨,一个月光水钱就10多元。”

“你一个人又不缺钱花。”

“钱倒不缺。我们这辈人节省惯了,能省就省点。用双缸的就是费点事。本来我们就没什么事,多干点活也可以消磨时间。”

“听别人说,你又相了个老伴?”

“听谁说的?”赵霞飞红了脸说:“没有的事。我倒想找一个,就是遇不到合适的。不合适的不如不找。”

“你要找个什么样的呢?”

“起码要性格合得来,呆在一起觉得有意思,有乐趣。在一起别别扭扭的还不如一个人过。”

“那是,那是。”郑宝仁要走,赵霞飞要留他吃晚饭。郑宝仁说:“刚过两点,吃晚饭得等到什么时候呢!再说袁头还约我去打门球。”

他刚要走,袁广志就进来了。一看他在这里就笑了笑,“郑师傅也在这里,赵霞飞你怎么不好好招待招待呢!”

赵霞飞说:“我正留他吃晚饭,他说时间太早,要和你去打门球。”

袁广志说:“哪天吧,哪天你请郑师傅,我也借个乐,来作陪。”

“哪还用借光,请就一块请。”

“那就星期天,说定了。”袁广志从兜里掏出一个手机说:“我有手机了。是我儿子给的。他买了个新的,旧的给我了。我摆弄了一个星期,才学会了打电话、发短信等使用方法。从手机就可以看出科技的进步。你不管走到哪里,信号都能找到你。不仅打电话方便,发个短信更方便,只要几秒种那边就收到了。我父母在的时候,每月往东北写封信,要半个多月才能收到。那时候要有,每天发个短信该有多好!”

郑宝仁说:“刚解放时,只有县里有台电话,一般人是不能动的。我们区政府都没有一台电话。前院和后院为了方便,安了个土电话。两头铁罐头盒子,中间扎个眼,中间穿上一条麻线。把铁罐头盒子扣在耳朵上也能听到对方讲话。就是有个毛病,线要卡在什么地方,就听不见了。县里有什么紧急通知,就让通讯员骑大马送信。那时我正在学校念书,有次县教育局有个紧急通知,就是通讯员骑大马给送的信。”

赵霞飞说:“别说刚解放时,就是咱们刚来三线,各车间都安了电话。那是厂内下达通知调度生产用的。往厂外打电话可就难了。去北京出差,回来时买完火车票,先到火车站的对门的电报大楼去打电报,好让厂里派车到贵阳火车站去接。”

袁广志说:“我刚提副厂长时,有一次向部里请示工作。早晨一上班,就让电话员要北京长途。我坐在办公室里等电话,等急了就向电话员要能了没有?电话员火急火燎地说要不通,让我再等等。从下了班一直等到夜里,还是没要通。没办法,第二天只好打电报。”

赵霞飞说:“基地各厂之间的电话也不好打。基地要开个会,提前一个星期就通知。临到开会时,电话还没打完,只好坐汽车去通知。”

袁广志说:“现在都用手机,很少写信了。年轻人都不写信,恐怕以后连信都不会写了。”

赵霞飞说:“郑师傅,咱们也都买个手机。这辈子不玩玩手机太遗憾了。”

郑宝仁说:“买手机也没多大用处呵!”

袁广志说:“你没有,才不知道用处可大了。比如我到贵阳去看一个朋友,只知道他住院,不知住在哪个医院,住什么科,住哪个病房。但我有他手机号,打个电话,一问什么都清楚了。他孩子在医院门口等我,这多方便!”

赵霞飞说:“我有个朋友,老两口到沃尔玛超市去买东西。那天人多,人挤人人挨人的,一下子把老伴给挤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急得不得了。忽然想起她兜里有也有个手机,是孩子的,让她出门带着。他拨了号码,老伴真接了。他告诉她赶快到超市的出口处等他。他挤到出口处,果然看见老伴正推个车子等他。对他说,可把我急坏了,多亏有这个手机,不然找不到你,回家我也不认路呵!看来,手机可真有用处。这几天就去买,还要买个翻盖的。”

郑宝仁说:“也不知好学不好学。好学,我也买一个。”

赵霞飞说:“你买吧,不会我教你!”

“你又没手机,”郑宝仁说:“你会吗?”

“我用孩子的手机学的。打电话,发短信没问题。”

袁广志说:“用手机发短信是最方便的。过去谈恋爱,靠的是写情书,邮起来可就不太方便了。发短信等于写信,一眨眼工夫就收到了。你们俩都应该买手机,互相发短信,那才有意思呢!”

赵霞飞说:“袁头,你可别逗了,干嘛非得我和郑师傅互发短信呢?我就不可以给你发短信?”

袁广志说:“你编好一条短信,可发多人的,也可发单人的。凡你认识的就发,方便极了!”

赵霞飞说:“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短信。电视里说,全国一年就发六亿条,收入就是六千万。还有的说,过节的一个晚上,全国就发了三亿条。”

郑宝仁惊奇地瞪大眼睛,“这可真叫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袁广志说:“我国的通讯事业正在迅猛地发展。平均每五人就有一部手机。听说用不了十年,除儿童之外每人一部手机,连中学以上的学生都有。”

郑宝仁恍然大悟说:“怪不得我去贵阳买东西,一条街全是卖手机的。过去卖衣服的、开饭馆的、卖电器的都改成卖手机了。不少人往你手里塞手机的广告传单。走完一条街,我得了一提兜子。走累了坐马路牙子用它垫屁股倒挺方便。剩下的拿回家来升炉子引火也挺顶用。”

“现在是市场经济么,什么赚钱就卖什么。”赵霞飞说:“那天我去贵阳买个暖水瓶胆,找了好多商店也没买到。老板说早都不卖了。街上还有不少收购旧手机的,不知道要干什么?是不是以旧翻新?要是买个翻新手机,可就倒霉了!”

袁广志说:“反正有用处。不然也不会有人到处收购了。”

郑宝仁看看墙上的电子表说:“我得走了。”

袁广志说:“你先走吧,我再坐一会。”

赵霞飞见袁广志不和郑宝仁一块走,知道有事,就又给他茶杯里添上开水,“袁头,有事你就说吧!”

等郑宝仁出了门,袁广志笑了笑说:“是有点事。我说了,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当我没说。我看你一个人挺寂寞的,刚过六十岁,早晚也得成个家。”

“我说过,有合适的我就找。”

“你看郑宝仁这人怎么样?人老实,厚道,孩子也都成家了。你们俩挺合适的。实际挺简单,两个人登个记,搬在一起住就行了。”

“你说郑宝仁师傅呵!”赵霞飞沉吟了一会儿,“郑师傅倒是个好人,但我还没往他身上想。”

“他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人老实厚道,没什么弯弯心眼子。”

“现在看人,不光是看老实厚道。”赵霞飞说:“现在年轻人找对象,先看每月挣多少钱,有没有一套好房子,有没有一辆汽车,生活达没达到一定档次。”

“霞飞呀,什么都要实际点。我们这些人都那么大年纪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平平安安过好晚年就行了。那种高档次的生活就不必去追了。就是追到手,还过不惯不适应呢!”

“我也不是要追求什么档次。这辈子过得很平淡,再嫁一次人总要选择选择。现在生活差距拉得那么大,就是选不到上等的,也要选个中等的呀!让我再嫁个工人老师傅,在感情上有点通不过。”

“这是人生大事。虽然是二婚,慎重点是对的。反正,我看比较实际,比较合适。我也不让你马上表态,你先考虑考虑。”

“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

“那好,你考虑好了,跟我说一声。郑宝仁那边我已经说过了。”

“他怎么说?”

“他好象没什么意见。”

“袁头,你就在我这儿吃一口吧,我给你擀面条。鸡蛋黄瓜打卤面。”

“我不是说了么,哪天我和郑师傅一块来。”

“那我就不留你了。”赵霞飞将袁广志送出门外。

第五章

三年困难时期,这窝头就是命呵!——下了班五六人集在一起,

先把裤腿撸起来,比谁的浮肿厉害……比完浮肿,就精神会餐了。

——都说是自然灾害,其实是天灾人祸……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

搞“放卫星“破坏了生产力,才把国家搞的那么困难!——有的人就

是幸运,什么好事都能摊上,都能坐上特别快车。

这天,大家到郑宝仁家来了。郑宝仁做了准备,除了茶水外,还摆了一盘桃酥点心。每人吃了一块桃酥。郑宝仁说:“我蒸了一锅窝头,你们想不想尝尝?”

武大炮让他快去拿。郑宝仁从厨房里端出一盘黄澄澄、香喷喷的窝头,往桌上一放,大家就不客气,一人拿一个就吃。边吃边说,真香!

武大炮吃完一个又拿起一个,“我再吃一个,中午就不用吃饭了。”

赵霞飞开玩笑说:“你要是天天来,连饭钱都省了。”

“这又不是你家的,你心疼什么!”武大炮边吃边说。

孙前说:“在困难好转的时候,我曾说过,往后永远不吃窝窝头了!看来这话说绝了。什么话别说绝了才好。窝窝头以后还得吃,还得当点心吃!”

刘工咬了一口窝头,仔细地品尝着。

袁广志问:“刘工,怎么样,好吃吧?”

窝头引起刘工过多的回忆,叹口气说:“三年困难时期,这窝头就是命呵!我那时是28斤定量,还要拿出1斤支援困难户。每月只有27斤定量。就不算31天,按30天算,每天也只有9两定量,怎么吃也不够。那时食堂只卖苞米面糊糊粥、窝头和上面漂着几片菜叶的白开水汤。苞米面糊糊1两粮票一碗,窝窝头是2两粮票一个。9两粮早晨只能吃2两。要么吃两碗糊糊粥,要么吃一个窝窝头。中午是4两,可吃两个窝窝头。晚上是3两,可吃1个窝窝头和1碗糊糊粥。不管吃什么,几口就进去了。有人吃完了,肚子还饿,不肯走,围着卖饭窗口转。转着转着就抵挡不住窝头香气的诱惑,又买了1个。今天多买一个,明天多买一个,没到月底粮票就花光了。没饭吃怎么上班?车间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并做出决定:给超量的一点补助,让他们吃饭上班……”

武大炮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没到20号粮票就吃光了。党支部开会决定,每天就给我3个窝窝头,让我多买汤喝,那是什么汤?就是白开水,上面漂着几个菜叶,连点油星都没有。喝八碗也不解饿。到了下个月,就采取措施了。独身粮票不发给本人,放在党支部书记那里。吃一顿饭,领一次饭票,想超也超不了。”

孙前说:“我那时可是按定量吃,再饿,也不敢多吃一个窝头。”

袁广志说:“那时候搞增量法。蒸饭时多放水。一点米就能蒸出一盒饭来。量是增了,吃起来就软扒扒的不顶饿。”

赵霞飞说:“那时候我还在车间,把我抽出去搞代食品,把苞米杆子压碎,压成面,掺在糠里做窝头,1两粮票可以买两个。吃起来拉嗓子,那还抢着买呢!后来又搞人造肉,用淘米水让他发酵,长出一层厚厚的白膜,看起来有点象肉,吃起来一点肉的味道都没有。”

武大炮说:“没有肉的味道好歹有东西呀!我们经常是精神会餐,什么都没有,光靠嘴说。那时还都住独身宿舍,下了班五六个人集在一起,先把裤腿撸起来,比比谁浮肿的厉害。用手指往小腿上一按,这个说看我腿上的坑多深,那个说,我腿上的坑比你的还深。比完了浮肿,就精神会餐。这个说,红烧肉可真好吃。1956年的食堂天天有红烧肉,才四五角钱一碗。大大的肉块,一半肥的一半瘦的,烧得红红的油乎乎的,吃一口嘴丫子都往外流油,那个香呵!那个说熘里脊就分滑熘里脊和焦熘里脊.滑熘里脊是把里脊切成片过了油,加上欠勾欠,吃起来软软的滑滑的香香的,香死了!再配上一碗香喷喷肉透透的大米饭,吃了能撑冒眼珠子.再说那焦熘里脊,就更好吃了里脊块炸得干干的焦焦的,蘸上椒盐,吃起来又酥又脆又香,再喝上一杯冰镇啤酒,那才过瘾呢!”

赵霞飞见武大炮口若悬河,就抢过去说:“你们男同志净往好吃的上想。我们女同志也搞精神会餐,但想的没那么多。比如说,早餐搞一碗晶莹的大米稀饭,再来碟狗宝咸菜,外加一个肉汤包,吃起来才爽呢!”

武大炮说:“你们女同志见过啥,抠抠搜搜的,精神会餐虽然是空口说白话,也是生活的经历,不然能说出来吗!”

赵霞飞说:“别吹了,好象你下过多少回饭馆似的。有一次你们几个人下饭馆,口袋里有多少钱都忘了。吃完一算帐,钱不够了,急得抓耳挠腮像个猴似的。正好我从饭馆门前经过,你跑出来向我借钱。我是上街买鞋的,借给你鞋都没买成。你还吹啥,吹!”

袁广志说:“我们也经常精神会餐,一说就是老边饺子。老边饺子实在好吃,一咬一股水,吃的满嘴流油;再不就说那家白肉馆,吃的是东北特色菜,白肉血肠。那白肉看起来挺肥,吃起来一点不腻,叫做肉吃满嘴香。血肠更不用说了,咸淡适当,香味可口,吃了一片还想吃第二片。要不就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吊炉烧饼,甜脆麻花。”

刘工说:“要说麻花可真叫绝,又粗又大又香又脆。1960年我上街时,看见一家十分冷清关了门的饭馆,墙上还能看出麻花、油条、烧饼的字样。我就和同伴说,你看麻花、油条都成了历史遗迹了。将来的孩子,恐怕都不知道什么是麻花、油条和烧饼了。那个伙伴说,不一定,我们这么大个国家,什么灾祸没遭过。说不定过几年就好过来了。我说,都说是自然灾害,其实是天灾人祸。他听了一愣,说我不该这么说。我说,自然灾害是有,但还是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搞放卫星,破坏了生产力,才把国家搞的这么困难。那个伙伴小声劝我不要说这些话。他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你为什么要说出口呢!这些话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今天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对不对?当时我真有点后怕。他要是给我汇报上去,我可就完了。可这小子真够意思,跟谁都没说,烂在肚子了。那年我到沈阳出差,到他家去看他,他留我吃饭喝酒。提起这件事,我说,这些年好多事都忘了,就是这件事一直没忘,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他说,有什么好感激的,我当时也是这么想,只是不敢说出来。有些人本来自己是这么想,还抓别人的阶级斗争,这种人我就瞧不起。说真的,我要是往上爬的人,把你说的话一汇报上去,你就完了。打死我也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袁广志说:“1962年,开始卖高价商品。到商店一看,久违了的饼干、糖果又出现在柜台上了。买不买的,看着就高兴。饼干和糖块都是5元钱1斤。那时挣的少,每月挣50多元。5元就是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那时正和李芬处对象。李芬说,贵点就贵点,买1斤。我心疼钱哪,咬咬牙买了半斤饼干半斤糖块。然后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一边看一边吃。看完了电影,李芬问还有多少饼干?我打开手里的纸袋(那时还没有塑料袋)一看,只剩下一块饼干了。另一袋的糖块基本没动。我拿出剩下的那块饼干给李芬说,你吃了吧,吃了再买!李芬推让我吃,说吃了也别再买了,这样买下去,还吃不吃饭?”

武大炮说:“那年,住一个宿舍的一位同志调走了。同室的人要表示表示,不知送什么小礼物好。有人说有高级饭馆了,干脆下馆子去。所谓高级饭馆,有白面馒头、大米饭。有几种炒菜和汤。一听说下饭馆,全宿舍的人立马行动,让所有的人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大家掏口袋、翻抽屉,共凑了62元钱。大家一阵欢呼说,把它全吃光!于是,立即出发,坐公共汽车到城里,找到高级饭馆。不是所有的饭馆都能卖高级饭菜,只有经过批准的才能卖,因为油肉米面得有人供应呵!我们进了饭馆,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服务员送上菜单,大家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太高价了:鸡蛋汤5元,熘腰花8元,清蒸白鱼15元。我说我来点,找个会算帐的算着,照62元钱,别点冒了。开始大家七嘴八舌地点,服务员记着。记帐的那位同志说,别点了,冒了!大家还不信,让服务员给算,服务员说71元了。我说把8元的炒三丁去了。服务员说,还剩八个菜一个汤,总共是63元。我说不行,还差一元钱呢!再去掉一个鸡蛋汤。服务员拿着本子走了。我说,还剩了3元钱,一会儿再添点什么。大伙说,算了,买个菜都不够。有人说,闻这饭馆的香味,就能吸收不少营养,多坐一会儿。有人说,光闻味有什么用,也解不了饿。有人说,你为什么能闻到香味?味也是物质,是物质钻进你的鼻孔。吸入了这些物质,当然能增加营养。正说着,菜已经上来了。大家一看这些久违了的菜肴,说声吃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才叫风卷残云呢!一会儿工夫盘子见了底。一人一大碗米饭外加一个馒头也吃光了。有人说,不是还有3元钱么,再叫三碗米饭来。我又叫了三碗米饭,大家又是一扫而光,还说没吃饱。”

赵霞飞不太相信的摇摇头说:“你们就那么能吃,把饭都吃到肚皮外边去了?”

武大炮说:“看来你没挨过饿。我有个同志的弟弟到姥姥家去。她姥姥给他做了一盆干饭,让他吃饱。他真的把一盆干饭全吃了。一会儿就叫肚子疼。结果被撑死了。”

袁广志说:“赵霞飞,这是真的,我也见过被撑死的人。所以那时候给饿大劲的人吃东西,先给一点,过一会再给一点……”

武大炮说:“我那时候想,宁可做个饱死鬼,也不做个饿死鬼。”

赵霞飞说:“那你怎么没被撑死呢?”

武大炮说:“我不是没逮着那么多吃的么,要有,也就撑死了!别看我没贪过污,那是我没逮着。要是逮着了,说不定就是个大贪污犯!”

孙前说:“我可没饿着。我是34斤定量。等我当采购员工,定量低了,困难也就过去了。”

武大炮说:“你是有福的人,什么好事都摊上了。当工人定量高时你当工人,当职员可以办离休时你办离休。”

刘工说:“有的人就是幸运,什么好事都能摊上,都能坐上特别快车。”

郑宝仁说:“现在我一个人一月买20斤大米,有时还吃不完。”

赵霞飞说:“可不是,我一个月吃10斤大米就够了。困难时期每月30多斤还不够吃,现在怎么吃的那么少?”

武大炮说:“你一个月吃10斤米都多,有5斤就够了。”

“那为什么?”赵霞飞问。

武大炮说:“为什么?你自己算算。早晚一杯牛奶,还要吃个鸡蛋。正餐两菜一个汤,还要吃水果、点心。你以为少哪,这些东西还不顶1斤大米?再说你有时还要吃面条、米粉呢,5斤大米足够了!”

这么一算帐,大伙都笑了。赵霞飞说:“就你会算帐!”

袁广志说:“那天我翻柜子,把粮食本找出来了。我翻了半天,看着粮本想起了很多往事,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你嫂子说扔了吧。我说别扔,留着做个纪念吧,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物……”

赵霞飞说:“那天我也翻抽屉,在一个小本子里翻出了好几十斤粮票。有1斤的、5斤的、10斤的,有本地的、外省的,还有全国统一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夹在本子里的。可能是怕没粮吃,藏在里面忘了。我也没舍得扔,留做纪念吧!”

袁广志说:“当时粮票比较金贵,我每次出差,先想到粮票。没钱还可以借,没粮票可没地方去借。”

话说到这里,大家觉得差不多了,也就散了。刘工自言自语地说;“往事如烟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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