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史关系 作者：钱志富 时间：2011-2-13 周日, 下午3:11 也说文史关系 钱志富 文学和历史究竟有没有关系，究竟什么关系, 这是困扰文艺理论家的大问题，也是困扰我们这些普通文史爱好者的大问题。 很久以来笔者一直没有弄懂孔子的那一句话：“文胜质则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则史”的“史”作何解释？为什么“文胜质”就“史”了。“文胜质则史”的“史”是历史的“史”吗？ 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讲，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原在的历史，一种是文本化的历史。所谓原在的历史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发生、发展以至于衰亡的整个过程，人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宇宙的成住坏空，六道轮回，地质和地理世界的海枯石烂，沧海桑田无一不是历史，原在的历史无始无终，无垢无净，无增无减，无来无去，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文本化的历史指人类文明兴起过后，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从原在的历史中打捞、萃取、捕捉到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历史事件或现象，它常常存在于人们的口头或者文字之中，文本化的历史遗弃了原在历史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常常是本质化、简略化了的东西，它是人类心智作用的结果。“文胜质则史”的“史”应该是指文本化了的历史，因为文本化的历史依靠的正是将纷繁复杂的原在历史进行文本化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人类各种心智的作用，诸如总结，概括，抽象，直觉，比喻，夸张，描绘等等的手段，文本化有一条总的原则就是便于记忆和价值判断，人类对过于复杂和没有价值的东西记不住，在文本化的时候只好舍弃绝大多数活生生的具体事相。孔子自己是历史学家，曾经编著著名的历史著作《春秋》，而《春秋》大义就是一字寓褒贬，就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一个字来进行价值判定，就是符合极高道德要求和审美要求的盖棺论定，一字寓褒贬的方法当然要用文学的手段，文学的手段用得太过，达到“文胜质”的地步就“史”了。孔子认为做人不能像编历史，不能过于依靠手段，当然也不能不依靠手段，一点文的手段也没有，纯粹质朴，这也不行，所以他要求文质兼顾，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这个意思。 中国古代常常文史不分家。文学家常常就是史学家，而史学家常常就是文学家，像司马迁的《史记》就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鲁迅说它是“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史记》跟后世之小说戏曲一样形象生动，里面的人物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古人有所谓“诗亡而春秋作”，而诗正可以证史，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更接近于历史。孔子对诗的价值非常看重，特地对大量的诗歌作用进行删编，最后形成专门的诗歌教材诗三百。 文史不分家，有道理，可是文史毕竟两种文明类型，文史分家也自有道理。文和史是各有其优长的。历史的写作无论采用了多么美妙的文学手段，但毕竟是历史的写作，写作不是创作，历史写作得有自己的规范，它只能记叙已经发生了的属于过去的历史事件，历史写作所使用的时态永远是过去式，不可能是现在式或者将来式，而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属于人类伟大的艺术创造，自然文学所采取的题材可以是原在的历史题材或者文本化了的历史题材，但文学创作所采用的手段却比历史写作的灵活得多，而且文学创作可以虚构和想象，被历史写作简略掉的人物和事件特别是细节都可以进入文学的写作范畴。清代末年夏曾佑在他的《小说原理》一文中指出了历史写作的局限性和不可爱处，说：“史亦于小说同体，所以觉其不若小说可爱者，因实有之事常平淡，诳设之事常秾艳，人心去平淡而即秾艳，亦其公理，此史处于不能不负者也。且史文简素，万难详尽，必读者设身处地，以意历之，始得其状，尤费心思。如《水浒》武大郎一传，叙西门庆、潘金莲等事，初非有奇事新理，不过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与人人心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来文章者推为绝作。若以入《唐书》、《宋史》列传中叙之，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庆，同谋杀大’二句耳。”夏曾佑推崇小说，认为历史是“以简略之笔，写已知之理”，读来不如读小说来劲和不费劲，这是大实话。文学和历史还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历史往往倾向于叙写重大事件，专注的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人物和事件，鲁迅有一个见解十分深刻，说历史是帝王的家谱，普通人是很难进入历史学家的法眼的。而文学的写作常常叙写普通百姓的日常事件，他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下层人民的艰难处境。文学家的眼睛天生是朝下的，鲁迅之所以受到普通百姓的尊敬，因为他通过他的笔关注了普通人的命运，赵树理、老舍等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也是因为他们的眼睛朝下，没有侍弄权贵。自然，推崇文学创作不能贬低历史写作，历史写作很重要，尤其是历史写作中所采用的春秋大义的手法，正确的历史写作可以约束和校正历史的走向，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儒家发明了君子小人这两个评骘历史人物的范畴，这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进步。 从以上论述知道，文学和历史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和必然的关系。历史叙写离不开文学，没有文学手段，原在的历史无法文本化，而文学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靠近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比文本化了的历史更接近历史的自然状态，文学与历史之间有着某种同构的关系，读《三国演义》也许比读《三国志》更能获得历史的细节，更能掌握历史发展演变的脉搏，自然文学的写作比历史的写作更灵活，因为文学家能够虚构能够想象，能够补充原在历史的不足。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说：诗人的职能不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描述出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发生的事，表现某种“类型”的人和事。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人就是文学写作者，诗就是文学作品，强调说：历史叙述已经发生的事实，诗则描述出于必然、或然，在过去、现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它未必已是现实的存在，但相似现实、相当逼真；历史记录个别性事实，诗则在可能的事件中显示“普遍性事物的本性”，因而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为严肃”；历史只记述个体人的活动，诗则要在特殊中见普遍，描写某种“类型”的人和事；历史编述众多事件，往往只见偶然联系，诗即使写历史故事，也要择取精要情节，作艺术加工，揭示事件的因果联系，将它们结成能产生特殊快感的有机整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打探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上观点明确，立论深刻，常常为后世文艺批评家所引用。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来源：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304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