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言意之辩与言外之意

作者：戴玨

时间：2008-2-15 周五, 下午5:05

作者：王先霈

文学家用言辞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构思的意旨，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会因此而产生很强烈的痛苦。《文心雕龙•神思》说：“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思表”，是人的心理丶思维的最高层，是它的精微之处，是言语不能追踪的，作家的笔在这儿被迫停下来，只能让读者从文字之外去体会。伊挚是一位烹饪大师，他不能把烹饪技艺的奥秘讲明白。轮扁是做车轮的优秀工匠，他不能把运用斧头的技艺的奥秘讲清楚。那么，文学创作思维的奥秘呢？就更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了。

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在思之表丶文之外的精微的意旨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魏晋时代，专门进行过一场大讨论，叫做“言意之辩”。虽然主要是在哲学领域，但也和诗学密切相关。当时的学者有主张言能尽意的，也有主张言不尽意的。往上追溯，先秦道家是最早论证言不尽意的，《庄子•知北游》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道家学派认为，最高本体的“道”，是不可以言说的。各种各样精微的“意”，也都是不可言说的。《庄子•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淮南子•缪称训》说：“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后来的佛教思想家阐发了同样的思想，梁代慧皎《高僧传》卷八“义解论”中说：“夫至理无言，玄致幽极。幽寂故心行处断，无言故言语路绝。言语路绝，则有言伤其旨；心行处断，则作意失其真。所以净名杜口于方丈，释迦缄默于双树。将知理致渊寂，故为无言。”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净名就是维摩诘，是佛教中的菩萨，说到佛教最深刻的道理，他们都沉默起来，因为“至理”无法宣讲。道家和佛家的这些说法，不能看做是故弄玄虚，其中涉及语言哲学的规律丶文学符号学的规律，为中国古代诗学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

现代西方哲学家也有不少类似的论述，维特根斯坦在1918年致罗素等人的信中说：“主要问题是关于能够由命题 — 即由语言 — 表达的东西（说能够被思想的东西也一样）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的理论，我认为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无疑，这也是诗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他又说：“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这是自己表明出来的；这就是神秘的东西。”他的名著《逻辑哲学论》最后一句是：“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这句话和这本书在西方名气极大，有人说它扭转了西方现代哲学的方向。但是，这句话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诗学家早就讲过了。冯友兰指出，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就是禅宗大师的那种沉默；并且指出，在这一点上，形而上哲学与诗有“相同的功用”。为什麽应该沉默呢？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宗教教义的传授人，或者哲学的思想者，如果“有言”，就会“言伤其旨”，语言不但不能打开通向意义之路，反而会屏障两者之间的通路。当然，沉默也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文学家如果沉默，不诉之于文字，他还是文学家吗？用语言文字表现语言文字不能表达的精微的思想丶情感，这就是杰出的文学家的事业，这就是诗学要探索的问题。

魏晋士人的言意之辩，上承先秦儒道两家的分歧。“言不尽意”论的代表人物认为：人的有些思想，有些心理活动，是可说的，是能够用语言陈述，以便让他人了解的；有些思想，有些心理活动，是不可说的，是不能够用语言陈述，因而难以让他人了解的。所谓不可说，不是绝对不能谈及，而是指不能够确切圆满地表达，意和言不是恰好对称。“言尽意”论的代表认为：离开了语言人与人就不能交流，人就无法形成和确定其鉴识，无法畅宣心中的“志”丶“理”。人类语言的优越，在于语词有客观的丶指称的丶命题的意义，所以，“言尽意”论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的论辩并没有构成对“言不尽意”论的驳斥，双方的论述不在问题的同一个层面。前者肯定的是语言的符号功能，肯定的是这种符号功能对于的思维的必不可少。后者是为了哲学以及诗学变革的需要，为了给玄学打开通路，给文学的自觉丶审美的自觉打开通路，强调在语言的客观的丶指称的丶命题的意义的范围之内，语言不能很好地传达玄学家的思维成果，不能很好地传达诗人创造性思维的成果。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不在语言究竟能尽意还是不能尽意，而在哲学思维丶诗性思维的最高目标或最高境界是什麽。“言不尽意”是指，哲理之“意”和诗性之“意” 不是静止的丶固定的丶明确的，它是动态的，具有不停地向前伸展的驱力，创造性的思维在不停地向未知世界伸展，作为人类的制度化的符号系统的语言难以即时地追踪它。每一个说者和听者对语言投射的主观色彩，是一个不可穷尽的意义之流，而这正是诗学最为关切的。

慧皎在《高僧传•义解论》中，从佛教教义的领悟和传述的角度，指出了语言的局限性，也提出人们所该持有的应对之方。他在确认“至理无言”之后，紧接着说： “但悠悠梦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启？是以圣人资灵妙以应物，体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像以传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获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获已而陈之。”语言这个武器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是不能不应用它。所以，言不尽意论，就是要哲学去追踪那不可言説的领域。而文学，在有些文学家丶文论家看来，其最高境界，也是用语言传达语言所不可传达的东西，用语词创造非语词的境界。

文学创作中的言意矛盾和上面介绍的哲学家所感受的语言表达力的局限还不是完全一样的，具体说来，可能有三类情况：其一，有些意旨，十分幽微玄妙而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一点和哲学家相近；其二，有些意旨，由于写作当时的环境中的伦理的丶政治的等等禁忌而不能明白地言说；其三，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学家为着艺术上的追求，不愿意把自己的意旨直接说出，诗丶文学是不适合于直说的。这些不能说出的，恰恰是文学家很想要表达的，甚至是他最想表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部份，他把这些意旨放在了言辞之外。于是，是否具有言外之意，言外之意的深浅，就成了文学文本的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受到诗学家的格外重视。古代诗学论著中，这方面的言论很多。《文心雕龙•隐秀》提出“深文曲蔚，余味曲包”，钟嵘《诗品》提到“文已尽而意有余”，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说到酸之外的“醇美”丶 “味外之旨”。皎然《诗式》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夫诗人造极之旨，必在神诣，得之者妙无二门，失之者邈若千里，岂名言之所知乎？” 司马光在《六一诗话》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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