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六则 作者：钱志富 时间：2010-3-25 周四, 下午7:32 随笔六则 钱志富 一、关于李泽厚 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出了个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笔者1984年考上大学，自然也是知道的，花了很多时间阅读他的美学著作。自然也读其他美学家的著作，比如朱光潜、宗白华等等。但诚恳的说，我读李泽厚的收获并不大，读了他那么多书，但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还是朱光潜、宗白华给我的感觉好一些，影响也实在一些。 2010年2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一个《刘再复研究专辑》，其中发表了刘再复自己的四篇文章。不知道编辑为什么文不切题，既然是研究专辑，就不应该有作者自己的文章。当然读者不好意思要求编辑将刘再复自己的文章撤下来，只好当免费午餐，上什么吃什么了。刘再复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写李泽厚的，题目叫《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提琴手——〈李泽厚美学概论〉自序》。读了文章才知道，李泽厚既是刘再复的老师，又是刘再复的好友，真是“亲其师，信其道”，是刘再复传承了李泽厚的衣钵，难怪李泽厚在“八九”风波之后逃往他国，刘再复也要跟着跑出去，真是“亲其师，信其道”啊！ 从刘再复的文章中知道，他还经常大力宣讲李泽厚的美学，他自称早已对李泽厚的美学烂熟于心，而且写成讲稿《李泽厚美学概论》。笔者无缘聆听刘再复的讲座，但据他自己说他2006年在台湾东海大学很成功，“艺术系的师生和中文系的研究生都全部参加，座无虚席，好些没有座位的学生还站在教室的后面依壁记录”，可惜这样好的讲座我们无缘聆听啊！当然，读刘再复的文章也是一种幸运吧。不然我们就要变得浅薄无知了。 据说李泽厚的美学很新鲜，富有原创性和体系性，又据说李泽厚既通西方哲学，又通中国哲学，因此他的美学体系，真的是打通了中西文化血脉，一切论述均是融会贯通后的表述，还据说李泽厚的学术方法也很特别，不是寻找孤本秘笈的小证方法，而是点石成金的大证方法，即在基本事实中发现真理的方法。说是这一点对台湾学人特别有启发。看来台湾学人奉行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之的学术方法要被颠覆了。笔者当年跟风小心翼翼地捧读了李泽厚写的《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几大卷，连半句李氏结论或格言也没记住，真是愚昧啊，我！ 刘再复的文章说他身边的好几位挚友，都是当代中国与人类世界的天纵之才，李泽厚便是其中一个。所谓物以类聚，刘再复自己自然也是这样的天纵之才，可惜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有眼无珠，据说刘再复还去诺贝尔的故乡演讲过，可惜没有顺便拿几个诺贝尔卖炸药得到的钱而设[的]奖回来，分给他那几个天纵之才的好友，真是天道不公啊！ 刘再复说李泽厚是学问，思想和文采三者统一的典范，还是笔者愚昧，到现在也没看出，愚昧啊，愚昧，第三个还是愚昧，我。 《刘再复研究专辑》中还发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反思与继承》一文，首先谈到了李泽厚的“主体实践性哲学”。据说，李泽厚提出的这个“主体实践性哲学”很高明，李泽厚自己总结说这些能够解决“如何活”，“为什么活”和“活得怎样”的问题，可惜笔者没有弄通李泽厚的这个人命关天的“主体实践性哲学”，难怪活得不好。李泽厚发明了他的“主体实践性哲学”，他自己也是觉得十分高明的，他觉得他自己很伟大。据说，他在1989年的《哲学问答》中对毛泽东的《实践论》进行了嘲笑，说毛对实践（praxis/practice）一词的理解太宽泛，毛甚至把人吃梨也算作实践，这象什么话呢！毛简直一点也不讲学术规范，不象正牌的哲学家。在李泽厚看来，吃梨不算实践，毛泽东说的“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尝一尝”不是哲学问题，毛泽东浅学，不是哲学家。是啊，毛泽东哪里懂得伟大的“主体实践性哲学”，他只知道为了他的理想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他也喜欢读书，虽然在李泽厚看来，他如此浅学，如此不讲学术规范。 二、关于刘再复 刘再复跟李泽厚一样都是我国八十年代名动天下的人物。我们当时上大学都很穷，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而且食堂办得很差，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从生活费中剩下钱来买书。笔者也买了刘再复的著名的《性格组合论》，至今还陈列在书架上。当然，对于一个从农村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来说，读这样的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实在是一种艰深而痛苦的动作。不知道别的人是否也是如此。韩毓海的《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反思与继承》一文中谈到了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对八十年代文学青年的巨大影响。据说当年连一个青年工人的书架上也摆放着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以显示自己在研究文学。 刘再复果然是李泽厚的学生，他不遗余力地从文学的角度阐发了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据说还超越了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怎么超越的呢？那就是刘再复找到了人的自由，说，人要真正得到自由，只可能在文学中、在审美的领域中获得。据说刘再复的这个主体性理论的鼓动性很强，差不多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韩毓海讲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把文学的位置摆得很高，一时间全国的中文系就膨胀起来，结果形成一种思想，那就是中文系的老师、学生，好象普天之下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遇到任何学科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找中文系来解决。韩毓海还说，八十年代走过来许许多多重要学者，几乎都是中文系或者是候补中文系出身，要不就是热烈的文学爱好者，都是当时文学热、文学主体性思潮的产物。看看吧，这就是刘再复这样的天纵之才的功劳。 李泽厚、刘再复等可能被读者宠坏了，他们有那样多的热烈的追随者，他们面对这样多的庸众，心里在幻想什么呢？“八九”风波粉碎了他们的梦，他们终于逃走了。 读读苏炜的文章《捧着一颗心》吧。苏炜说，在世俗功利层面上说，刘再复可是什么都没耽误。“福建山区农家孩子出身，‘文革’前夕从厦门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社科院前身）担任《新建设》杂志编辑，由于才气出众，一直倍受培养重用；‘文革’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粉碎‘四人帮’后立即进入新时期最高层的文化重组重建工作——参与接管《红旗》杂志，担任全国青联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与周扬共同署名撰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总论，成为当时最高文化当局的代言笔杆子角色（读再复的文字我才知道，原来八十年代大家熟悉的许多官式‘大文章’——如周扬的文代会报告（参与起草）、周扬纪念左联五十年讲话等，都出自他的手。并且为了这些官样文章中要强行加入的‘批判斗争’话题，还当面顶撞过当时的中央要人（见《西寻故乡•周扬的伤感》）。并且以四十出头的‘稚龄’，刘再复高票当选连任地位超拔、倍受尊崇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一职（前任所长为何其芳、郑振铎等‘国鼎’级人物），同时，更由于思想新锐，众多著述影响广泛，和李泽厚齐名，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化思想界，可说是‘李（泽厚）刘（再复）时代。鲁迅研究新论、‘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全新的理论框架，全新的文学视界，使得刘再复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众望所归的‘祭酒’级人物。”苏炜接着说：“各种官式的桂冠、头衔不说，在那样的环境氛围下，刘再复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说是人潮簇拥而蜚声遐迩的。无论从传统中国士人的‘立德、立言、立功’方面，或是从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方面，刘再复都是成功者，都达到了多少人穷一生之力也无以达到的高度，”可惜的是刘再复的昔日光环毕竟不再，刘再复象是一道东流水，真的是一去不能复返了。“八九”风波之后，刘再复所梦想的他国天堂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他自己说，“两年前，我开始在异国漂流的时候，好象不是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深海里，时时有一种窒息感。这种感觉无边无际，仿佛要把我淹死。”如今，刘再复已经在海外漂流十九年，同当年苏武牧羊的时间正好相当。最近，在《凤凰周刊》记者问他十九年来失去了什么，获得了什么，他回答说：“我失去的是荣华富贵，获得的是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本真的自我，或者说，失去的是身外的‘色’，得到的是充盈的‘空’。”刘再复的回答显得有点做作和矫情。事实上，刘再复留在生他养他的祖国也同样可以获得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本真的自我，背离或者背叛自己的祖国不会成为获得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本真的自我的充要条件。刘再复在《独语天涯》之二三八中说得更加做作和矫情：“我谴责我生活过的时代，不是因为这个时代亏待了我，其实，我恰恰被时代所宠爱，并差点被养育成这个时代的号筒。”刘再复说出这样的话，就显得他并没有获得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本真的自我，因为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本真的自我是不会说违背良心的话的，刘再复的个人人格大约组合得很好吧，不过给人一种吃里爬外的感觉。 三、关于余英时 余英时也是一位名动天下的学人，他的名号很响，据介绍他曾担任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和耶鲁大学的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学者，笔者却差不多没有读过他的大文。但2010年2期的《当代作家评论》却给笔者提供了一个方便，余英时替刘再复的《西寻故乡》写于1996年的序文发表了。笔者真的深深地敬佩我们的大学者，他的学问真深啊。可是余英时在谈到刘再复对宠爱他的祖国的背离的时候，却打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自然，余英时对我们的刘再复也是宠爱的，不然，他就不会将刘再复比喻为引导以色列人脱离法老压迫和剥削的摩西了。刘再复自己也承认没有人亏待过他，他背离祖国的代价是失去荣华富贵，刘再复没有珍惜他得到的一切，也没有珍惜人民在他身上所寄予的厚望。笔者认为如果刘再复不贪恋他国给他提供的幻梦似的所谓自由，依靠他的学识和才华，肯定会在他喜欢的领域结出更多的硕果。事实上，国内学术界这一二十[年]是有着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的。余英时认为留在国内的都是贪恋小便宜的货色，都是卑贱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那他是大大的错了。是的，伟大的民族复兴，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复兴和儒学的复兴，这是任何一个有点正常的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所渴望的，但我们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我们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一点利益。 余英时赞扬刘再复的不走回头路，又说，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会轻易放过刘再复的。还说，刘再复的对祖国的背离是“去无道，就有道”，这简直就是在毁谤和污蔑了。什么叫“去无道，就有道”啊？难道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刘再复等人的提拔重用就是无道的表现吗？何况中国政府就是再无道，他也没有今天打阿富汗，明天打伊拉克，后天发动经济危机，中国政府至少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政府就如此无道吗？自然，余英时是懂得孔孟之道的，不然他不会引用这些圣人言论。既然余英时懂得圣人言论，他就应该知道孟子的那句话：“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刘再复他做到了吗？再则，刘再复又没有回来，你余英时怎么知道祖国和人民不会轻易放过刘再复的，难道刘再复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难道他真的十恶不赦么。余英时甚至将祖国比喻为硕鼠之国，要他所疼爱的刘再复继续做逍遥游，把横暴的硕鼠置诸脑后。文章的结尾引用了闻一多的著名诗篇《死水》，可惜的是，我们的祖国毕竟不是死水，当然，余英时的文章写于1996年，到如今差不多15年过去了， 如果今天让他来写可能又不一样了吧。 四、关于苏炜 苏炜大约是最懂刘再复的而且最同情刘再复的命运的一位学者，前面我们对他的文章接触了一点。《捧着一颗心》写于2002年10月3日至2003年3月18日的耶鲁澄斋，看样子苏炜也在耶鲁大学当教授吧。同余英时一样，苏炜也拼命为刘再复的背离而开脱，苏炜不赞成“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也不赞成“民族认同高于一切”，真是爱国有爱国的理论，卖国有卖国的理论。苏炜说：“果真‘祖国’就是‘一切’吗？种族、地缘和血缘的认同，果真就具备不言自明的、高于一切的价值吗？”又说：“想想二十世纪人类生活中经历的惨行、悲剧，有哪一出，‘国家利益’和‘民族认同’不是陪斩其中，甚至成为血刃无辜的枪口屠刀？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的骄傲’，斯大林的‘苏维埃俄罗斯的荣耀’，‘文革’中的‘祖国山河一片红’——多少暴虐恶行，假‘祖国’之名行之！‘国家’、‘民族’一叶障目，不见公理、人性、正义、良知之‘泰山’，这，正是人类文明的众多现、当代历史的荒诞剧中，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诱因下会发生整体性疯狂、集体性走火入魔的基本原因。”苏炜将各种性质的历史事件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粥，将爱祖国，爱民族妖魔化，难道爱国有罪，卖国有功吗？这是什么逻辑啊？！是的，苏炜讲求公理、人性、正义、良知之‘泰山’， 刘再复等对祖国和人民不知恩图报，这是公理、人性、正义、良知何在啊？苏武当年被政府冤枉，何其艰苦的环境，十九年而不变节，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啊！他刘再复做到了吗？ 苏炜还说：“时至今日，以传统名义所曲释、所强化的‘祖国’意识，被充分意识形态化与道德化的‘祖国’意识，在改革中尚未真正触及的陈旧建制之下，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条件下，常常仍旧变成以群体名义剥夺个人权利、以地缘情感替代自由权益与独立思考空间的一种堂皇的理由。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需要警惕那个‘不言自明’的‘祖国’意识与意识形态化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结盟，同时附着在各种外来学理和现成概念的‘包装’之下，又重新成为当今在神州大地上勃发的一种‘知识背景’。笔者对它的暧昧意涵与前景，是深怀忧虑的。”苏炜在美国讲全球化，苏炜要将全球美国化，可惜的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多多，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问题还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人，还得有必要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面对外来敌人，我们不能举首投降。是的，祖国在崛起，民族在复兴，传统文化也在复兴，祖国、民族和文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骄傲，苏炜算是白担心了。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和自己的文化不是一种罪恶。 五、关于孙绍振 孙绍振曾因为支持“朦胧诗”而写作《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受到批判，可是孙绍振并没有学习李泽厚、刘再复的“去无道，就有道”，他没有背离祖国，背离人民。记得2007年在武夷山召开的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孙绍振在主持会议的时候大声地将陈惇的“惇”念错了，念成了“淳”，后来有人提醒，他又在大会上大声地纠正表示道歉，而且那种声调很滑稽，几次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孙绍振研究过幽默，是不是他在大会上故意幽默呢？可能吧，象他那样的博学者，怎么可能念错呢，何况他念到的人又不是无名之辈。孙绍振生于1936年，如今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不过他的精力似乎仍然很旺，到处能够读到他的富于真知灼见而令人耳目一新的大文。私下里跟一些朋友经常在文学的沙龙里谈到他，他在《名作欣赏》中发表的文章是许多人都读到了的，可是到我们看孙先生写的自传的时候，却将《名作欣赏》变成了《名著欣赏》，一字之差，让人想起他所论到的幽默来。 孙绍振和北京大学的孙玉石都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审读者，他们对我的论文的细心阅读和妥帖意见，令我深深折服，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敬重孙绍振先生。我也曾经让孙先生读过我的一些诗歌作品，孙先生说我的那些诗他一天之内可以写出好多首，不过我至今没有读到孙先生自己的作品，所以只好神往了。笔者曾经送给孙绍振自己的著作，后来在网上书店的广告里看到，他大约作为废品处理掉了，而卖旧书的老板觉得舍不得所以又想低价卖给他人了。 2010年2期的《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孙绍振的长文《建构当代散文理论体系的观念和方法问题——在大连“散文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的确是一篇好文章，富于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跟先前跟其他的他写的文章一样的爽快。阅读的时候在想，他这样长的发言，不知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发完，不过他是名人，时间大概不会有限制的吧，何况他那样会幽默，听会的人不会睡觉的啊。 孙绍振在文章中首先对文学研究中所采用的中外理论进行了清场，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理论创新的基础。他针对八十年代传入中国的一些经典性理论也作了清理，尤其是罗兰•巴特的那些无人可以辩驳的所谓作者已死，文学无分别的理论。孙绍振说：“巴特的理论不管多么权威，也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相反，要经受历史和现实的严格检验和严峻的批判。”这无疑是振聋发聩的，读之有一种醍醐灌顶的畅快感。孙绍振还主张面对西方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不妨也进行结构和颠覆，说：“师其言，不如师其意，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象他们一样把师承的权威当作解构的把子。他们的理论的生命，来自对于所师承的学理的反叛。用他们审视老师的方法审视他们，拿他们颠覆老师体系的方法，用到他们头上，是不是也可能有所作为呢？”又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的所有的理论都是不完美的。哪个老师的体系没有漏洞呢？同样的，哪个学生反体系，没有历历在目的漏洞呢？如果我们逆着他们的反总体，反体系，反类别，在总体、体系、中心、类别的方向上探索，是不是也可能和他们一样另劈天地呢？” 孙绍振提出了散文理论建构的途径，那就是到散文，尤其是现当代散文的历史中去寻找，说：“要有散文理论的原创性，就要对西方前卫文论死了这条心，相反，对自己横下一条心，直接从现代散文历史中进行第一手的抽象吧。”又说：“既然要作第一手的、原创性的抽象，就不要因为德里达反对‘形而上学’而心虚手软。”笔者认为这样的主张无疑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界是具有清醒剂的作用的，我们应该突破西方文论观念的阻遏同时打破西方文论方法的壁垒。 孙绍振在讨论散文理论的逻辑基础的时候，对八十年代林非提出的“真情实感”论进行了批判。孙绍振说：“真情实感之所以不能成为散文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贫乏的概念，内涵中的两个要素，一个是真情，一个是实感。从心理学上说，是不可能共栖的。”又说：“‘真情’与‘实感’是‘不共戴天’的。”又说：“文学形象并不是真情实感的线性抒发，也不仅仅是它与客体物象在想象中的对立统一，而是主体情感特征与客体事件特征在形式规范的想象性制约下的三维结构。真情实感在理论上最大的局限，就是把真和实绝对化，不受任何对立面制约，而实际创作过程中，真情是很难直接抒发的，只能通过想象的假定使物象发生变异。正像物象会发生变异一样，情感在想象中也会发生变异，两者的变异本来是无限多元的，但是，作为散文，又受到形式的制约和诱导，甚至强迫就范。在三维结构作用下，真假互动，虚实相克相生，真情和实感相辅相成。”照直说，笔者不太同意孙绍振对林非提出的“真情实感”论的彻底颠覆，真情实感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酵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逻辑起点，这是无可辩驳的，这差不多应该是所有文艺理论家和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共识，离开了真情实感，文学艺术就失去了美感的源泉。当然，不同的艺术门类对待和处理真情实感的态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散文也不能离开抒写真情实感，虽然就概念本身来讲是显得贫乏了一些，但真理往往就是简单的，直接的。 六、关于周伦佑 八十年代中期，周伦佑到笔者当时所上的大学作过一次讲演。讲演的题目已经淡忘了，可是他当年口若悬河，不可一世的形象却永远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中。记得他当年讲世界上懂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只有两个半人，他是其中那半个。 但周伦佑弄起了诗歌。他提出了“非非”这样的理论主张并且在我们这些愚昧的学子中广泛流传：“所谓非非，就是不是不是；所谓非非，就是非崇高，非文化，非理性；所谓非非，就是反价值，反社会；所谓非非，就是回到原始，回到文化之前。”当然，周伦佑的非非主义，也受到不少人的非议和抵抗，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服从理性和文化的，绝大多数人是要崇高的思想和艺术境界的。九十年代后，周伦佑和他的非非主义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10年2期的《当代作家评论》的《诗人讲坛》集中推出了周伦佑的诗歌作品和他在四川师范大学的演讲稿以及别人对他的采访和林贤治对他的专门论述。周伦佑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周伦佑据说人生道路极其坎坷，日子过得也十分穷困。据他自己讲，他小时候都过得很艰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小学三年级都辍学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1964年死于囚禁他的监狱，母亲多病，大哥患有精神病，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周伦佑他自己当过激进造反派的文艺宣传队员，广播站广播员，锅炉工，图书馆管理员。1989年至1991年还曾经闭关修炼。1994年到成都谋生，2004年被我的母校西南师范大学聘为双聘教授。当教授了，日子好过了吧。 周伦佑在他的讲演《向诗歌的纯粹理想致敬》中这样说：“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心中都怀有诗歌的纯粹理想，每个严肃的写作者，都会在自己的写作中，以自己的方式，向心中的纯粹理想致敬；这其中，体现了写作者对终极存在的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神圣情感。”是的，在周伦佑的心中是存在着一种叫做诗歌的纯粹理想的。可是这种诗歌的纯粹理想是什么呢？根据笔者的理解，就是滤掉了诗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思想和情感，好比是喝茶，喝的是滤掉了茶汁的枯干的茶渣，真是各有所好，周伦佑有许多追随者，他们写出了大量这样的没有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十分晦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自然，周伦佑也是承认诗歌的思想和意义的，他说：“一篇纯粹的诗歌作品，绝不会是无意义的文本形式，而一定会隐含某种思想和意义，但这种隐含的思想和意义不会固化为一种单一的、确定的主题，而是作为某种不确定的精神意向存在于作品之中，让不同的读者——乃至不同时代的读者作出不同的解读，而对一篇作品内在意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可以是无限的，在一种理解和阐释之上可以有再理解，再阐释……这便是我所说的‘主题的不确定’”。周伦佑经常写这样的“主题的不确定”所谓追随终极存在和神秘体验的诗，让人读之如读天书，使人云里雾里，觉得是在故弄玄虚。周伦佑承认他的作品中有一种玄学化倾向，说：“这种玄学化倾向不是来自书本的，而是来自我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宿命感和神秘体验。它在诗中也不是凌空高蹈的，而是与现实中的具体物象贯彻通透的。读者可以从现实方面去理解，也可以从非现实方面去理解。”可惜的是，当下的读者没有这么好的耐心，见到如此艰深难懂的作品只好逃之夭夭了。但周伦佑自己面对这样的读者是有耐心的，他说：“诗歌不是为了让人看得懂的。”总之，读得懂读不懂，在周伦佑看来，从来不是衡量诗歌的一项美学标准。但客观的情形是，让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正常人能够读懂的诗才具有审美价值，富于审美价值不仅是形式，内容本身似乎比形式更具有审美价值。周伦佑用他那一套故弄玄虚的理论迷惑了许多人，使得我们的诗坛，尤其是主流诗坛，充斥的全是这种滤掉了诗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思想和情感的所谓诗篇，吓跑的不仅是读者，伤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须知我们民族几千来的核心兴趣是诗歌，看得懂的，有兴味的诗歌。可以断定周伦佑等不仅是中国诗歌的罪人，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有的人将周伦佑封为中国当代少有的精英之一，林贤治说周伦佑是一位圣战式英雄，真是睁眼说瞎话啊！ 作者简介：钱志富，男，1966生于四川武胜。文学博士，副教授。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地址：315211 浙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电话：13567907109。电邮：qianzhifu@nbu.edu.cn。 本着一颗学人之心，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对这些学界所谓风云人物进行臧否，集中火力批判他们“炒作”学术，喧哗一时，不惜危害学术发展和民族进步，借着拥有的话语霸权说着不乏浅薄的话来欺骗学子，蛊惑人心。笔锋细腻，讽刺有加。这种对祖国和人民的精神值得提倡和颂扬。 来源：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18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