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学 作者：钱志富 时间：2012-3-11 周日, 下午10:14 释文学 钱志富 文学二字，有一种朴素的理解，那就是文采外加学问，单单文采并不构成文学，单单学问也不构成文学。文采与学问当然不是机械地相加，而是有机地化合，依靠作者心智作用的创造性地化合，文学家往往具有上帝般创造天地的伟力。自然，天地是否由上帝创造值得怀疑，但上帝一定由文学家特别是诗人创造却是不可否认的。 文采如何理解？文采是一种审美的效果，文学从美学的视角看，就是形式，具有审美效果的形式。用西方文艺理论家的话说，就是有意味的形式。以前我们受机械唯物论的影响，往往觉得形式不重要，一谈到形式，就马上回避，害怕滑向形式主义的泥潭。那时的文艺理论家信奉的是内容决定一切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理论家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来了一个形式决定一切，他们深怕谈内容，尤其回避意识形态的东西，觉得一谈内容，就是在助纣为虐，内容成了瘟疫。 其实，形式不可怕，自然内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幻觉，来自政治家出于不正当的政治目的的幻觉，有时候至少是出于误解或者无知，阶级斗争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代，谁还敢谈形式，一谈形式在政治上就出现立场问题。 我们终于等到了可以光明正大地谈论形式的年月了。对于文学，形式的得来可是不容易的啊！人类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再少也有百多万年，可是人类创造文学的历史并不长，人类最初的文学形式自然是诗，可是诗的历史有多长啊？超不超得过一万年，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收集的也不过是三千年前的作品。希伯来人最伟大的文学创造《圣经》中的《旧约》大约历史比较久远，可是《新约》的历史不过两千年。希腊人伟大的文学创造《荷马史诗》差不多也不到三千年。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是文学中四个大型的文类，小说的历史是比较地晚近的，有了这四类，文学的形式堪称丰富，能够满足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学需求了。 不同的文学样式有不同的美学要求，而这些美学的要求是严格的。诗歌不同于小说，小说不同于戏剧，戏剧不同于散文，散文自然不同于诗歌，不同的文学类型有不同的文体可能性，这是我们新来的作者必须弄懂的。西方人常常将文学区分为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三大类，并给出了各自的美学要求。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类型或者形式创造的历史。单就诗歌来说，我们就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我们常常将诗歌的形式叫诗体，中国诗歌的历史往往就是诗体演进的历史，而且差不多每一种诗体的产生都带来一次诗歌的繁荣。这就是为什么《诗经》四言体之后会有骚体、赋体，骚体、赋体之后会有五言古诗，五言古诗之后会有七言律绝，七言律绝等等言体之后会有词曲等不等言体，其实中国新诗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演进过程中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自由诗、新格律诗、十四行诗、微型诗等都各自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精品和珍品。 文学的文采从语言层面说，也是有不同的要求的。诗歌自然要用抒情的语言，音乐性的语言，有的作品免不了要有节奏和音韵，律绝还有平仄的要求，诗歌的语言还是修辞性的语言，超常结构的语言，初学者可以从杰出的诗歌作品发现诗歌语言上的这些特点。小说作品的语言有两类，一类是小说作者的叙述和描写所用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当然要精练，要生动形象，要合符语言的文法规则，否则会受到读者的反抗。一类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语言，人物的语言要符合人物的性格、心理和身份，小说作者千万不能代替人物说话，否则也会受到读者的反抗。戏剧的语言主要是会话的语言，同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语言的要求一样，要符合人物的性格、心理和身份。散文的样式也不是单一的，有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小品文，杂文，文化散文等等，不同的散文类型对语言的要求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文学当然离不开学问，文学里面藏着大学问。英国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诗人托马斯•纳什说，诗是科学中的科学（the quintessence of all sciences），是一切知识的典范（marrow of wit）。说的是，最早的文学差不多包含了所有科学、哲学和宗教的门类，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文哲不分家，文政不分家，大文学家往往就是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大哲学家。中国古人在谈到文的时候，常常还跟宇宙人生的大道或者至道联系起来，认为所谓道，其实就是宇宙间客观存在的那种文。文和道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里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认为天文、地文和人文都是道运行的结果，所以叫“道之文”。明代宋濂《文原》中说：“凡有关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文之外别有其他知识类型，这是伟大的发现，所以他说：“人文之显，始于何时？实肇于庖牺之世。庖牺仰观俯察，画奇偶以象阴阳，变而通之，生生不穷，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无遗，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宋濂认为“非文不能成道”，所以他提出了著名的“文以载道”的命题。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宋濂的“文以载道”论进行批判，现在想来，“文以载道”的确有它合理的地方。西方人认为文学的近邻是哲学，这跟“文以载道”论有点近似。清代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情采篇》中说：“人之有文采，犹草木之有华，鸟兽之有毛羽也。”这跟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其相似。人是有文化的动物，人是能够创造伟大文明的动物。 宋濂甚至将文学说成是圣人的事业，他说：“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本建则其末治，体著则其用章，斯所谓乘阴阳之大化，正三纲而齐六纪者也；亘宇宙之始终，类万物而周八极者也。”按照宋濂的说法，文学的确有经天纬地的作用。可惜的是，当下许多人不太认同古圣先贤的这些真知灼见了。2010年4期的《华文文学》上刊发《刘再复专辑》，里面《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与刘再复做了一期访谈《关于文学与思想的答问——刘再复采访录》，刘再复说：“不再把文学视为救国救民、启发民智的‘救星’，是好事。文学本就是个人化的事业，但从曹丕开始，把文学说成是‘经国之大业’，这就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高了，相应的，文学的负累也太重了。近代梁启超关于没有新小说就没有新国民、新国家，大大地提高小说的地位，但也把小说的功能过分夸大了。按梁启超的说法，文学简直是扭转历史的杠杆。梁启超的这一观念影响很大，五四又把文学当作启蒙、救亡的工具。1942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把文学的功能夸大了。功能一夸大，文学就变成非文学，诗变成非诗。”同意刘再复看法的人可能还有很多，但这些人对文学的看法实在是浅薄的，鄙陋的。 一部《红楼梦》藏着多少学问，而且其中不乏绝学，曹雪芹也是能够“继往圣绝学”的能手。巴尔扎克要做社会科学家，他的小说是真实的历史的记录。《白鲸》的作者为了挖掘捕鲸史料，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了著名的“别材别趣说”，但他还是承认多读书对诗歌创作的作用。杜甫是一代诗圣，他不是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吗？其实，李白的学问也很好，只不过他的学问被才情所淹，一般人见不到而已。 文学家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要透彻地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一切的学问和知识领域，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要将一切的知识和学问都塞到他的作品里，而是成为他创造的坚实的基础。如果的才情和学问都很高，那他的作品肯定也很高。 （本文作者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来源：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337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