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钱志富 时间：2012-3-11 周日, 下午10:01 胡风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纪念胡风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作 钱志富 今年正巧是胡风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纪念年。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编辑家，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和编辑活动曾经孕育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即七月派。有专家认为如果胡风当然只发现和培养一个路翎这样的具有重要贡献的小说家，也足以名传千古，可是胡风发现培养了那样多的作家，尤其是诗人，他亲手扶植起来的七月诗派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写出了那样多杰出而伟大的诗篇，大家、名家林立，艾青，田间，绿原，牛汉，贺敬之等等太多响当当的名字闪耀在中国文学和诗歌历史的天空。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自然毛泽东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词独步千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就今天看来，其中许多观点仍然具有科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惜的是这两位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他们的文艺思想被特定的历史语境推向了对立的两极，铸成一极针对另一极的残酷的迫害和斗争，酿成一场灾难和新中国最早最大的一宗冤案。追溯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这差不多被坐实为胡风的一种罪行：胡风和他的七月文学派长期抵制和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以及以其为代表党的文艺路线，胡风和他的同人们被恶意地称为“宗派”性质的一个小集团，后来居然被发展为“反党集团”，再后来就是被恶意铸造成必须清剿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和他的那些杰出的追随者成了被残酷斗争的对象，被迫害的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可怜千千万万受胡风牵连的文艺工作者遭了罪，可怜中国革命文艺的前途遭了殃。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也就是在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层面的大浩劫即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终于走上了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的道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终于得到平反，身心倍受摧残和打击的胡风本人以及没有被迫害致死的那些倔强而坚强的同仁们也恢复了自由，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之中来，并用他们的余生为国家和民族的文艺事业贡献出相当的成绩。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拨乱反正，感谢党的实事求是和知识分之政策的落实。如今回顾和追溯那段历史，可以看到许多被扭曲甚至被歪曲的历史真相，终于可以站在学术讨论的立场心平气和地探讨胡风同毛泽东本人以及他们的文艺思想问题，尤其是胡风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关系问题。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将胡风与毛泽东放在学术的层面上讨论不是对伟大领袖的贬低，也不是对作为一介平民的胡风的拔高，通过胡风的应证，我们正可以发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真理性。笔者认为在这样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周年的日子，应该从胡风那里发现讲话的价值和意义，不然纪念这个讲话就会失去诸多意义。 笔者首先要谈的是，胡风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问题。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风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甚至是崇敬或者是崇拜的，胡风可能还是引对方为自己的知己的，就是在胡风被打成“反革命”的漫长岁月里，胡风对于毛本人也没有心生怨恨，没有做过对不起毛本人的任何事情，也没有诋毁他的声誉，而毛泽东在早年对胡风以及他的工作还是肯定的，欣赏的。可惜的是，毛本人没有跟胡有过工作关系，不了解他那个时代跟自己一样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胡风，而且文艺战线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为地将胡风弄到了自己文艺思想的对立面，还经自己之手铸成历史冤案。胡风最早可能受到他最敬爱的导师和战友鲁迅先生的影响，鲁迅对毛泽东的积极态度和肯定带给胡风一种方向感和安全感，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和赞扬在胡风那里是产生了一种近似于知己的感应的。胡风创办的《七月》，据可靠的资料，毛泽东本人是爱读的，他甚至要求多带一些来，他需要看到这本刊物，毛泽东的著名的文章《论鲁迅》，即他那篇极力推崇鲁迅的文章就是经可靠的人辗转带到胡风手里而发表在《七月》上面的。胡风还在他的刊物上发表过《毛泽东片段》。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国骨头最硬的人，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想必这样的评价在胡风的心里是产生过一种甜蜜的，近乎狂欢化的效果的。毛泽东不仅肯定鲁迅，推崇鲁迅，而且也肯定并推崇“五四”新文艺，毛泽东本人在文化上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战略家，他企图要建立一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强调“民主”，可以说他的这种战略如果离开“五四”以来几代人所开创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就缺少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对新文学的肯定对胡风坚守文艺上的鲁迅道路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主要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影响，甚至也有拉普的影响，当然，胡风也同时克服了拉普的影响。同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也相对较长，同胡风一样，他也接受了诸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革命领袖的影响，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文艺思想的影响，应该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在构建自己的文艺思想，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发生影响并不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才有的，1939年至1940年在重庆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可以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的体现，至少可以说这场论争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所诱发的，直接的说就是毛泽东的文章《论新阶段》中谈到的一些观点直接引动的。应该说，胡风早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就受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胡风本人也参与了那场论争并写出专门著作《论民族形式问题》，著作中的许多观点体现了胡风与毛泽东思想的心心相印，而且好多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对毛泽东的观点的引申和合理阐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重庆文艺界曾经组织学习过，胡风也是参加了，后来何其芳、刘白羽等被派到重庆，专门给重庆文艺界带来讲话的精神，可以说胡风本人是认真学习过讲话并掌握了讲话的精髓，尤其是毛泽东关于解放区和国统区要分别对待的精神令胡风首肯，这也给他在国统区的继续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这一点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照顾到了当年的分属于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这种精神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具有极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回顾历史，胡风扶植起来的七月文学流派还没有走到一半的路程，还有好多最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没有产生出来，胡风正是在实事求是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之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争取到那样的历史地位的。 据可靠资料，胡风本人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版本的收藏有三个之多，也就是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每出版一次，他就购买一次，并对不同的版本进行细心地研读、领会和比照，自然也将其与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比较，应该说胡风本人是对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赞同的，首肯的，当然胡风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对于文学艺术的见解和理解，但在基本的观点上他是赞同毛泽东的。笔者同意绿原在他的《试叩命运之门》中所谈到的胡风对《讲话》态度的说法：“对于《讲话》的这个庄严号召的正确性和必然性，以及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原则性的指导意义，胡风自始至终从没有怀疑过。他所反复要求的只是，在这个号召的指引下，密切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国统区的实际，来领悟《讲话》的精神实质，而且一定要落实到创作实践上来，而不能尽在逻辑词句的平面上徘徊。”[1]其实，胡风不仅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赞同，对毛泽东其他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也是赞同的。前面提到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胡风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了民族形式大讨论，并且写成《论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著，应该说他的论民族形式的出发点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没有两样，自然毛泽东主张要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但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学是肯定的，对鲁迅是推崇的，基于这一点，胡风反对将民族形式狭隘化为民间形式。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一文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结合的命题提出自己独到而合理的理解，那结论在今天看来也是合理的，经得起推敲的。可惜的，胡风的文艺思想曾经多次受到革命阵营里同志的严厉批判，批判者以为胡风故意反对毛泽东讲话精神，故意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故意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其实是这些批判者故意在歪曲胡风，笔者高兴地看到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通报的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复查意见。其中关于“五把刀子”问题，补充通知说:“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经过这次平反，胡风文艺思想终于回到了他的本来面目，胡风文艺思想终于挣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笔者注意到学术界有的专家，仍然不承认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构和共生关系，有的学者认定胡风一定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有人认为一九四四年胡风在《希望》上面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和《论中庸》就是跟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当然，现在的学者这样认定的目的跟当年不一样，当年是彻底地否定胡风，而当下是全面地否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自然，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思想曾经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蜕变为“政治唯一”的批评实践，的确产生了恶劣影响，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全面去政治化的后果也不小。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承认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构和共生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胡风，当然不是照单全收，也应该认同毛泽东，当然也不是照单全收，不然就变成教条主义似的“凡是论”了。 笔者注意到，胡风当年面对诸多论敌的攻击和严厉批判的时候，他答辩著述中所使用的重要武器之一正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胡风的重要文艺理论著作《论现实主义》和后来招致一场大难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都引用了大量毛泽东本人的论述进行抗辩。值得注意的是，胡风的引用毛泽东不是像一些论者认定的那样是故意玩花样，掩人耳目，而是真诚地将毛泽东的文艺观点当成真理来接受，比如胡风在抗辩论敌的时候提醒论敌不要忘了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笔者认为胡风之所以引用还是因为毛泽东言说出了真理，胡风认的就是真理。反过来说，如果毛泽东言说的不是真理，对于一个只认真理不认权威的胡风来说，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引用。当然，胡风心底也清楚，毛泽东本人在文艺方面的思想有他的局限，他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言说出真理，而且他没有必要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教条化，但在许多方面毛泽东本人的论述是能够引起他的共鸣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胡风不认他心目中的这个知己，他是怎样也不会向他上书言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风隐忍数年，但他自己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敬以及对其人格的信任使得他要对他心目中的“知己”一吐为快，所以历数月之功写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并上呈毛泽东本人。正如前文所说，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多次引用毛泽东本人的论述对许多理论问题进行辩诉，可惜的是该次上书成为一场灾难的导火索。说起胡风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敬，胡风曾经在建国初以极大的热情和滂湃的激情写下了长篇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其中有这样的诗行：“海/沸腾着/它涌着一个最高峰/毛泽东/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好象他微微俯着身躯/好象他右手握紧拳头放在前面/好象他双脚踩着一个/巨大的无形的舵盘/好象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河流//毛泽东/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好象他在向着自己/也就是向着全世界宣布：/让带着泥沙的流到这里来 /让浮着血污的流到这里来/让沾着尸臭的流到这里来/让千千万万的清流流到这里来/也让千千万万的浊流流到这里来”，这是一颗发烫的心滚涌出来的发烫的诗行啊！ 前面谈到胡风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构共生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互补关系，他们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有人将几位影响深远的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代表进行排位，称为马、恩、列、斯、毛、胡，这样的排序耐人寻味，也说明了历史的实际。可惜的是，胡风的文艺思想曾经长期被马、恩、列、斯、毛等的文艺思想的对立面来处理的，本来胡风的文艺思想同毛泽东文艺思想都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同源共流的同构共生和互补的关系，可是那种深入胡风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当成外衣恁要剥掉，结果酿成悲剧。 近年来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对毛泽东和胡风的文艺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了胡风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 毛泽东和胡风的文艺思想, 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源头, 结合各自所处的生活环境, 各自所承担的社会角色, 各自所进行的目标追求,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形成了各具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2] “毛泽东与胡风, 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相同的贡献: 他们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文艺反映论、文艺典型论、文艺方向论等基本的理论命题, 赋予了这些理论命题的中国特色。” [3]应该说，季水河的看法是公正的，客观的，也是尊重了历史事实的，值得首肯。 胡风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相同之处首先表现在他们都同意文艺创作的目的在于为人民谋福利这一点上。季水河指出：“毛泽东与胡风的文艺方向论, 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为人民大众, 特别是为无产者服务的思想。文艺为人民大众, 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区别于其他学派文艺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 [4]诚如季水河所说，马克思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种解放无产者, 改造旧世界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现了这一重要特点, 马克思明确主张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 要描写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 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列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 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 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算是旧话重提，他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在马列主义前驱者那里是得到了解决的。毛泽东很看重这个问题，他结合中国当年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进程的需要,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大众性为主导的文艺方向论, 并将其作为文艺根本的、原则的问题看待。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在胡风那里也是毫不含糊的。胡风曾经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说他反党、反人民，经过几十年残酷斗争的检验，证明，他的心里永远装的都是人民大众。1936年5月9日他写的一篇文章曾经引起两个口号的论争，其标题就是《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关于这一点，季水河说：“在文艺方向论上, 胡风与毛泽东保持着基本的一致性。胡风从1934年至1948年的十几年中, 先后写了《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白话文和大众语的界限》、《文艺与生活》、《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大众化问题在今天》、《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和论著, 其中都涉及到了文艺为谁服务, 怎样服务这个文艺的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在文艺为谁服务这一问题上, 胡风一贯主张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这一根本方向。” [5] 在人民的构成问题上，毛泽东跟胡风的看法也颇有相似性，毛泽东说：“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6]毛泽东对于人民大众的界定中包含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本人看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上曾经起到过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即使是在“五七”年反右和“文革”期间，他的内心深处还是装着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本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自己就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知识和革命知识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在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的出生大多是小资产阶级，他害怕知识分子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之后会在意识形态上颠覆无产阶级世界观，甚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其实他的改造的对象何止于知识分子，从历次整风和各种运动的情形看来，改造的对象涵盖一切人，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是被改造的对象。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相结合，他说：“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 [7]毛泽东特别提出对“大众化”的深刻理解，他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胡风也是同意知识分子改造的，他在《三十万言书》中甚至说：“对于一个作家，思想改造是一个庄严的非接受不可的课题。”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确大多出生小资产阶级，他曾经这样分析道：“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犹如人民这个概念里面，除掉产业工人和雇农以外，那绝大多数，连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内，无论‘小’到怎样可怜也都是小资产阶级。” [8]胡风自己就出身于这样的阶级，应该说他自己一直在改造自己，但他的改造从来都是在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进行的，胡风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在民主革命中的先锋和桥梁作用，胡风尤其提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他说：“而且，从体现了历史要求的先进阶级的要求里面提升出来的历史唯物论的革命思想，虽然那先进阶级是它的源泉，但却不能只和其他阶级处在绝缘状态里面。‘这个意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的意识——胡风），不用说，由于对这个阶级的地位的观察，在其他的诸阶级里面也是能够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分册）。实际上，它反而是被资产阶级出身的哲人们所观察出来，综合出来，提高到了深刻的科学性，而且再把它‘输入’ 先进阶级本身，为这斗争了一生的。经过了七十多年的世界史的血与火的伟大考验，争取到了震撼人类史的胜利之后，这个思想传到中国来了，和中国历史要求相结合，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过来，传播了开去，靠那些先锋队的无数知识分子们做桥梁，‘输入’到 先进阶级里面，发动了和发展了壮烈而广大的斗争。在那以来的持续斗争里面，人民的意识提高了，人民的力量强大了，但知识分子却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开初是唯一的桥梁，现在依然是重要的桥梁。那么，就这样的具体内容看，可以说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的。” [9]在分析中国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的革命本源的时候，他说：“然而，第一，由于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激巨的变化，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面苦斗出来的，他们的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第二，在这个激巨的变化里面产生了民主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在反叛旧的社会出身，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教育出来的，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第三，他们大多数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地盘，激巨的变化的中国社会又没有产生能够雇佣广大知识分子的有力雇主（强大的国家机构和发达了的资产阶级），那大多数就变成了所谓下层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劳力出卖者，不得不非常廉价地（有的比技术工人还不如）出卖劳力，委屈地（所学非所用）出卖劳力，屈辱地出卖劳力，在没有所谓职业保障的不安情形下面出卖劳力，这就击碎了他们的愿望或幻想，使他们里面的真诚地想有所追求，有所奉献的人们也感到了失望和痛苦，因而把心情转向着祖国的和他们自己的前途，有可能正视以至走向广大人民的生活和实际斗争，有的甚至是抱着狂热的渴望或带着真实的经验，也就是和人民结合的内容的。那么，就这样的具体内容看，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民，是并不为错的。这样才能理解知识分子革命性的物质的根源。” [10]应该说胡风的关于“知识分子也是人民”的界定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自己也说过，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 同毛泽东的要求一样，胡风也强调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的结合，他说：“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创造了历史的另一面，人民也一定能够改造历史的这一面。因为，我们生活在人民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做人民的诚实的一员，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把他们的苦痛和希望，化成我们自己的苦痛和希望，在他们的苦痛和希望里面锻炼自己，把他们的苦痛和希望凝结成精神的力量，引导他们前进，跟随他们前进。” [11]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的周围。诗人的前进和人民的前进是彼此相成的。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把前进从此时此地割去，遥遥地放在‘彼岸’，使‘彼岸’孤立，回转头来用‘彼岸’的名义来抹杀此时此地的生活，污蔑此时此地的斗争，即使不过仅仅是一点点志大心粗，虽然不过仅仅是一点点因大不见小，但客观上一定是对于具体斗争的鄙视和对于历史大潮的玩弄。” [12]胡风特别反对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的不对等地态度：“那么，不是从人民剽窃，而是从人民学习，和人民结合，不是奴颜婢膝地用什么谄媚人民，而是诚心诚意地拿什么给予人民。” [13] 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源泉问题，毛泽东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14]又说：“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15]胡风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不可能反对毛泽东的对于文学艺术源泉的精彩论述，然而，胡风的着力点和眼光没有仅仅停留在源泉上面，在他看来，艺术实践才是最为核心的东西，他要的是产品。虽然毛泽东说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此外没有第二个源泉，可是胡风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毛泽东本人承认文学艺术的生产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他要求创作主体深入到源泉中去真心实意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样的表述同胡风主张的创作主体要发挥主观作用或者主观战斗精神何其相似乃尔，正是基于此胡风才提出了所谓新的源泉论，应该说胡风提出的新的源泉论不是在跟毛泽东的源泉论唱反调，而是对毛泽东的源泉论的深化和补充。胡风《在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里》一文中认为创作主体相对于创作对象有一种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过程，说创作主体“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不断自我斗争的过程。” [16]又说“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17]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胡风跟毛泽东在源泉论上原本是一致的，一个在原则层面，说生活是源泉，一个在实践层面，说主体与客体的斗争过程是源泉，一个是上游的源泉，一个是下游的源泉，正如上游的石油勘探开发必须经过下游的炼制才能让原油变成汽油、煤油、柴油一样，从生活到创作也是一个艰苦的提炼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否认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就是对艺术本身的否认。 毛泽东与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同源共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他们能够同构互补，而且都能直接指导文艺的创作实践，胡风的文艺思想直接哺育出了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成绩的七月文学流派，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更是成为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创作实践的行动指南，从这些文艺工作者中涌现出了不少大家名家。当前我们纪念这两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实践他们提供的艺术真理，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和繁荣服务。 注释： [1]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3][4][5]季水河：《毛泽东与胡风文艺理论比较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1期。 [6][7][14][1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8][9][10]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440页。 [11][12][13] 胡风: 《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为北平各大学〈诗联丛刊〉诗人节创刊而写》，《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16][17]胡风：《在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里》，《希望》创刊号。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博士，副教授） 来源：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337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