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误解圣人——与贾松青先生商榷 作者：钱志富 时间：2007-2-05 周一, 下午9:43 缘何误解圣人 ——与贾松青先生商榷 •钱志富• （文学博士 浙江宁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贾松青先生大约是一位比较能够赞同和认可孔子儒家学说的现代学人，他在《人民日报》2007年1月26日的第十五版《学术动态》头条发表了一篇学术性文章，题目是《当前国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儒学的价值及其现代化》。文章开头说：“如何评价儒学的价值，是当前国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只有对儒学的价值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才可能避免陷入文化虚无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的误区，合理地、充分地开发利用儒学乃至整个国学的资源，为现代社会服务，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应该说，贾先生的立意是很高的，笔者尤其欣赏贾先生的那种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儒学的价值的态度，的确贾先生也从儒学的普遍价值、历史价值、现代价值研究后现代价值几个侧面对儒学进行了比较全面、公正和客观的评价。然而细读贾先生的文章发现，主张客观、公正和全面地评价儒学的贾松青先生却好像并不那么客观、公正和全面。比如，贾先生在谈到儒学的历史价值的时候就说：“总体而言，在封建社会的早中期，儒学的历史效应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而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历史效应则主要是负面的、消极的。”首先这里就有一个概念的问题，什么是封建社会的早中期，什么是封建社会后期，在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该从何时算起？我们现在算不算封建社会？如果算，应该算到那个时期？如果算到晚期，是不是中国的问题一切都应该由儒学来承担？为什么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历史效应则主要是负面的、消极的？大清王朝是不是封建社会的晚期，为什么大清王朝会出现不让汉唐的康乾盛世？贾先生大约在写文章的时候忘记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所以有些信口开河，而写文章一旦信口开河，就难免不主观，不偏狭和不公正，而写文章一出现主观、偏狭和不公正的情形，那学理就会受到损害，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贾松青先生又说：“‘三纲六纪’对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曾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如今却是令人不齿的封建垃圾。”贾先生把“三纲六纪”的功能定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难道不是封建社会的当代就不存在夫妇、父子和君臣关系了吗？请问贾先生，你自己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你是不是父母所生，你要是父母所生，那你的父母是不是夫妇关系，你的父母同你构不构成父子关系，而你现在能够写找个工作的地方，那么在你工作的地方有不有上下级的关系，而上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君臣关系。在笔者，看来夫妇、父子和君臣关系依然是人类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只不过他的表现形式和构成形态在中外古今各有不同。既然承认三纲，就得承认我们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几个基本的方法，那就是在大多的时候儿子得听父母的，下级得听上级的，而老婆得听老公的，当然也有反着来的，但常态是如此。夫妇、父子加上君臣构成了网络型的复杂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时候这种社会关系会变得十分紧张，比如臣弑君，子弑父，老婆谋杀亲夫的情况也有，所以古圣先贤就开始总结这些社会经验，慢慢发现原来要处理好这和人之间的这些相互纠缠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家庭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做到仁义礼智信，这就是五常的道理。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可敬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无端将中国的积弱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呐喊着冲进孔家店，把孔孟之道给毁了，他们天天叫嚣说孔孟之道所宣传的仁义道德是吃人，谁愿意吃人呢？人肉是臭的。谁又愿意被吃呢？被人吃了就活不成了。正因为一百多年来，人们有了这种吃人和被吃的奇怪心理，所以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被妖魔化，以至于我们可敬的贾先生也认为这些是让他和世人“不齿的封建垃圾”了。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差不多是反孔运动，文字狱大兴，一些民主党派建议第一代领导人不要当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结果得到的回应却是一个秦始皇算什么，他要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结果多少风华正茂的读书人都遭了殃。不仅是读书人，一些建国的功臣只要敢于犯颜直谏的也都被打倒了，有的甚至被害致死了。阶级斗争盛行的时候，夫妇、父子、君臣三纲尽废，仁义礼智信变成了封建糟粕，用贾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齿的封建垃圾”。好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政治运动都成了历史，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才开始醒悟，原来夫妇、父子和上下级的君臣关系还如此重要啊！正因为全国人民的这种潜意识状态的醒悟，我们中国的社会才一步步地走上了正轨，中国才有了可以让人欣赏的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和上下级的君臣关系。然而，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这十种美德的重建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所以笔者认为，贾先生提出来的三纲，我们还是要要，对于人们的六种约束也还是要要，不然要开太平盛世就不太可能。但贾先生将之归为“不齿的封建垃圾”，这就不公正了。 在谈到儒学的现代价值的时候，贾先生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既有契合性，也有冲突性。就契合性而言，儒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儒学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念，可以与市场经济信誉至上的伦理要求相融相通；儒学敬业尽职、‘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就冲突性而言，儒学‘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治国主张，暴露出对工商业重要性的漠视；儒学‘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显示了对商业谋利的排斥；儒学‘内圣外王’的人治模式，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背离。凡此种种，都是阻碍现代化的精神因素。”贾先生无端指责儒学“重农轻商”、“崇本抑末”，儒学何曾提出过“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治国主张。笔者理解的儒学是主张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并不是农商二元对立，而且儒学也并没有主张“崇本抑末”，儒学讲中庸，反对过犹不及，“崇本抑末”和本末倒置都是儒学所反对的。当然，一些不学无术的封建帝王在治国的时候的确采取了“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策略，比如朱元璋就是这样的。朱家王朝不但不重视工商业，连读书人也是不受重视的，结果差不多整个王朝的天下只好送一部分给阉党，阉党执政能够发扬儒学吗？大家知道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可是是他派出张骞出使并凿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惠及全世界，这其实跟儒学不抑商有绝大关系。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成功的商人，孔子周游六国的费用是在他的学生那儿报销的，孔子没有骂过他的学生。宋代赵家天子比较重视读书人，所以宋朝出大儒，然而宋人也重视工商业，所以虽然南宋偏安一隅，却能够成功地进行金元外交，用出口赚得的外费买得了将近两百年的和平。贾先生又说到儒学“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这恐怕也是对儒学的一种误解。儒学其实并不轻利，但儒学不主张获取不义之利，所以不贪不义之财。要知道，孔子他开的是私学，如果他教学生一点好处也没有，那孔子也是不会干的。所以他也收学费。不过他受收学费收得恐怕比较少，送是十块腊肉就可以了。孔子当然也没有将他的学校产业化，他不赚黑心钱。圣人说：“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很高的一种人生姿态。历史证明，儒学没有排斥商业牟利，但儒学对人类的商业行为进行了必要的规范，所以中国商人常常被誉为儒商。贾先生还批评“内圣外王”的人治模式，说这有悖于现代民主法治的精神。笔者认为，“内圣外王”绝对不等于独裁专制，“内圣外王”也是讲民主和法制的。只有暴君才专横跋扈，只有暴君才独裁专制。儒家讲究修身，修身是内圣，所谓“大学之到，在明明德”，人身上有一种“明德”，所谓修身就是开发这种“明德”。然而，儒学不止于修身，还要让这种德性能够在人世间发挥出来。怎样发挥呢？这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治国当然要亲民。平天下就是止于至善，这就是外王。亲民当然要顺民意，顺民意当然是民主，而不是反民主。当然，顺民意只能顺良民百姓的意，对于一些刁民就只好讲讲法制了。贾先生从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出发，非要说儒学‘内圣外王’的人治模式，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背离，这就不对了。 在谈到儒学的后现代价值的时候，贾先生虽然语焉不详，但可以看出他还是将儒学归为前现代的价值体系的。他说：“２０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危机，昭示着西方文化的危机。于是，在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著名思想家对于由启蒙思潮嬗变而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恰恰在思想内涵、理论形态等方面，表现出与儒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奇妙暗合和惊人近似。在中国，原本在西方相继问世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却出现在同一时空。科学地整合传统文化、现代性思想和后现代主义，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特点。我们需要到儒学那里去寻找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养料。因为儒学敬畏天命的‘天人合一’思想、克己爱人的社群观念、‘以理制欲’的人生旨趣等等，虽属‘前现代’文化，具有顺从自然、压抑个性等理论缺失和历史局限，但经过创造性转换，可以融入后现代主义，用以弥补现代性之不足。”贾先生在此谈到了西方２０世纪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危机及其引动出来的文化危机。其实，在笔者看来，西方人在某种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些危机的，如果他们能够潜心地接受儒学的教导并且能够深思、明辨和笃行的话。本来，儒学传入西方并不算晚，西方一些学者如伏尔泰等是比较深地接受了儒学的影响并愿意按照儒学的教诲来重新整改和建构西方现代文化的，可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人被自己的殖民利益冲昏了头脑，同时看到曾经诞生过孔子的国度也实在太好欺负了，所以他们失去了对儒学的兴趣。有的学者甚至对儒学持一种坚决批判的态度比如黑格尔等等。西方人还没有学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果很快就抛弃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观念。结果在欺负亚非拉各国的同时自己互相厮杀了起来，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二战过来，西方人终于开始反思，结果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也救不了西方，因为西方的主流思想依然是强权思想，独霸天下的思想。西方的后现代思想也许跟儒学的思想有不少暗合之处，但他在最基本问题的看法上比如人伦关系等方面跟儒学是大不相同的。1988年一些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世界知名科学家齐集巴黎，认为当下的世界仍然危机丛丛，人类要找到出路必须回到２５００年前孔子那儿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笔者认为，这才是正确地对待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儒学。可是我们可敬的贾先生非要给儒学贴上“前现代”的标签，认为儒学有“顺从自然、压抑个性等理论缺失和历史局限”，而且自相矛盾地使用了“顺从自然”和“压抑个性”这一对概念，既然是顺从自然，就不会压抑个性。陶渊明具有儒学思想，但他不为五斗米折要，这就不是压抑个性。 贾先生一再地误读儒学，一再地对儒学贴上各种标签，目的是为了对儒学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在贾先生那里，儒学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是一个农村姑娘。他说：“尽管儒学蕴含着大量积极的、超越性的思想要素，但它毕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在历史形态上属于‘前现代’，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种种缺陷。儒学要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儒学潜在的多重价值要真正被当代人类合理地、充分地开发利用，就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依托现代社会的载体，融入现代生活的洪流。”贾先生认为儒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可是孔子周游列国，出入的却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呢！早在夏商的时代，天子居住的宫殿已经有九重了。殷纣王正是在城市里残害忠良的，而周朝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城市生活极度繁荣，可是我们的贾先生非要将儒学贴上农业的标签，好像在卖议价粮。 贾先生的用意也许是好的吧——他要提升儒学！他说：“作为前现代社会思想结晶的儒学存在不少与后现代主义相似、相近的思想成分，这并不奇怪，它是人类思想螺旋式辩证发展的表现。但儒学的‘类后现代主义’必须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其价值才能发挥出来。比如，儒学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但儒学的和谐思想却具有二重性，它发生和发展于农业社会，因时代的局限而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学追求‘天人合一’，却以敬天、顺天为前提，过分强调人类适应自然的一面，遏制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积极性、主动性，其天人和谐不过是建立在低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应当将‘现代性’的血液注入传统的和谐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伟大的贾先生发现了儒学的类后现代主义价值，真的是了不起，但主张儒学的“类后现代主义”必须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其价值才能发挥出来，这就让人读不懂了。难道儒学就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所谓类后现代主义价值，而且还要必须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其价值才能发挥出来，这马不麻烦啊？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弄懂在现代的社会里，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也需要仁义道德，仁义道德难道必须要经过所谓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让人搞得懂，才能发挥其价值？！ 难能可贵的是贾先生还给我们提供了儒学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他提供的是怎样的途径呢？他说：“实现儒学现代化的路径，以下两条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他先给出的第一条途径吧：“双重批判。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其生命力主要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在肯定中自我否定、在保留中自我更新、在传承中自我创造，而批判恰恰是思想文化在扬弃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批判包括外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两种基本形式。考察儒学发展史，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曾经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将儒学推向启蒙的高峰，可以视为儒学第一次带根本性的自我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则是第一次带颠覆性的外在批判，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儒学现代化的起点。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对它的缺失了解得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把握和充分地开发；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真是妙文啊！原来现代化就是批判，批判，再批判！秦始皇当年就采取的这个策略，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样处理的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真的是万灵妙药啊！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与自我批判，这就是贾先生给出的儒学现代化的法宝，多高明啊！儒学现代化看来是不需要深思、明辨、笃行的功夫的，只需要每天接受一点外在批判，然后再严厉地自我批判一番就行了。外在批判是从外面来的颠覆，自我批判是发自内心的自我颠覆，现代化就是颠覆，这就是伟大的贾先生给出的高明策略！伟大的贾先生还给出了另一伟大的策略那就是现代阐释。他说：“现代阐释。对儒学经典进行现代阐释，是儒学现代化的又一路径。所谓现代阐释，即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现代话语对儒学文本作出创造性的解读和阐发，对其范畴、逻辑、意义等进行重组重构，而又不完全游离文本原意，从而在古代儒学的母体中诞生现代儒学。从孔孟的原典儒学到汉代儒学、再到宋明理学，就是古代儒学通过阐释不断演化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而儒学在现代的发展，需要研究者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现代生活，对其作出创造性的阐释和转化。”贾先生看来是要在儒学现代化的路途上大干一番的。笔者对他的现代阐释拭目以待，但愿他在讲求创造性的的解读和阐发的时候，能够口下留情，不要太曲解了儒学原本的要旨，不然一种良好的愿望就会变成一种罪孽了。 但贾先生的这篇文章仿佛是专门在曲解圣贤，为什么呀？！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来源：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32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