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认知科学发现了中国儒家学说的科学性

作者:钱志富

时间:2009-8-11 周二, 下午1:38

现代认知科学发现了中国儒家学说的科学性

钱志富

西方现代认知科学对西方传统学术具有某种颠覆性。西方传统学术源于古希腊,西方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差不多对哲学的探讨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一切从理性出发,柏拉图的哲学就是这样,他在《理想国》中要将诗人荷马驱除出去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近现代哲学承继了这一传统,康德倾其毕生的精力研究纯粹理性,结果不甚理想。可喜的是,西方现代哲学家以香象渡河的伟力企图告别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产生了一系列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比如弗罗伊德、海德格尔等等。西方现代认知科学的勃兴彻底证实了西方古典哲学的不够科学,彻底抛弃了西方传统学术的理性传统。

写作了《肉身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的美国当代哲学家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在他们1999年出版的最具有对西方传统思想最具有挑战性的巨著中明确指出现代现代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第一大发现是肉体跟心灵是统一的,所谓身心一体(The mind is inherently embodied),而西方传统学术无论是哲学或者宗教都否认身心一体,基督教只承认灵魂的永恒性,不承认肉体可以参与创造不朽,西方哲学之所以讲求绝对理性,也是否认肉身的作用;第二大发现是思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发生的(Thought is mostly unconscious),西方传统学术常常将思想和感情分割开来,思想依附于绝对理性,而绝对理性依附于形式逻辑,西方人常常追求一种形而上学的境界,绝对抛弃感性生活的作用,而现代认知科学的这一发现承认了思想与感情的有机联系,从而承认了身体能够参与思维活动,这是革命性的一种进步;第三大发现是抽象概念其实不抽象,常常跟具体的某一种事物联系在一起,所以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Abstract concepts are largely metaphorical)。

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刚巧同时照顾到了身心、感性和理性以及抽象和具象的关系,符合西方现代认知科学的标准。在此我们可以重温一段儒家经典,看它是否具有科学性。被奉为儒学正典的《大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深刻,很全面:“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庸》也有一段深刻的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国传统学术明确提出“修身”学说,认为“修身”才是一切学问的核心,可是中国人主张的“修身”并不是对身体的胡乱操作,而是建立在对天地万物也包括对人自身的明澈了解基础之上的,“修身”和“追求真理”是一回事,全身心地献身学术也是一种修为,为出将入相,从事伟大的社会实践也是在研究学问,所以中国的学术传统往往就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军事传统、文化传统,大哲学家往往就是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和大学问家。《中庸》提倡对老天赐予的尊重,所谓“天命”,就是老天的赐予,身心都是老天的赐予,不可以厚此薄彼。儒家主张的“中庸”,就是在方法论上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所谓科学的方法论,就是对一切的本性包括对自己的尊重,“天命”包含了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天命论”不是“唯心论”。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科学精神就是“中和之道”。凡是追求“中和之道”,就容易产生一种客观的效果,而这种客观的效果就是科学方法运作的成果。

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还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就是对德行的尊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西方传统学术虽然也讲求道德的作用,可是他们常常将道德文章相互分离,做学问不一定要追求人格的修为。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原子弹用于战争之后西方科学界有过一定程度的反思,原子弹之父鲍恩海姆后悔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因为他的研究参加了对无辜者的谋害,他说:“看来不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发达都能为人类造福。”中国古人讲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为善,有所不为,就是不危害社会和人类。笔者认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一种科学精神,为什么?因为合理。合情合理的才是科学的,科学性就是合理性。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能够照顾到了身心、感性和理性以及抽象和具象的关系,所以是科学的。遗憾的,长期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的科学性认识不足,不仅认识不足,而且认为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根本就是反科学的,所以差不多一百年前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义无返顾地反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所谓不破不立,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极尽破坏之能事,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更是将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进行最大程度妖魔化,影响所及我们现在还有不少的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学说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封建糟粕,所以要警惕,甚至因噎废食,不敢承认其合理的,正当的,科学的一面。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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