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树先生的人与文 作者：钱志富 时间：2010-7-14 周三, 上午8:47 王玉树先生的人与文 ——王著《探寻诗艺与文心——文学评论自选集》读后 钱志富 王玉树生于1932年，比笔者已故的父亲还大一岁，正经八百是笔者的前辈。但作为前辈的王玉树在晚辈面前却没有架子，他是真诚、热心、平等而且充满期望地对待晚辈。记得最早知道他却是从七月派老诗人罗飞的口中，而我的博士论文作的正是七月诗派，罗飞告诉我，天津有个王玉树，长期进行鲁藜研究，他那里有许多诗人鲁藜的资料，人也很热心。果然，在我跟王玉树的接触中，获得了许多的帮助，在我的心目中王玉树大约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而这最初的印象的形成差不多是10前的事了。 王玉树除了给我寄来有关鲁藜的资料，如《鲁藜研究文萃》（天津社科出版社1990），四卷本的《鲁藜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04）等之外，也给我不断地寄来他自己的诗文集，我自己也是，所谓礼尚往来，凡是出版了什么诗集、文集等等，都寄给他指正。王玉树收到后，总要来信或者电话进行鼓励，有时候他对我说一些让人受宠若惊的赞扬话，我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但很快冷静，在学术界或者文坛，自己有几斤几两自己知道。 2007年11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阿垅百年诞辰及学术研讨会的时候，王玉树也去了。中途上厕所的时候，没想到碰到他，却是一见如故的样子，而我们以前虽然通过电话和书信，这次开会见到却是第一次。王玉树告诉我，他正筹备鲁藜研究会而且要出会刊，希望我支持。我当然支持，但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后来回到单位大约半年后，收到他来的一封信，要我给鲁藜研究会题词，当时我有些犹豫，原因是我非名家，学术界多的是名家、大家，我自己只不过尽自己的努力写过关于七月诗派的一些文章，自然也出版了所谓的学术专著，但那水平的确是很差的，而王玉树这样抬爱，的确是历史的误会。记得2002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答辩委员们提出了我的论文的诸多缺点，旁听的一位学者听后可能觉得我的学风有问题，忍不住说了许多批评的话，我很诚恳地接受了，但我要说，我做学问不是学风的问题而是水平的问题，自己水平不够啊。王玉树自己做学问做人很严，待人却宽，尤其对我。正在犹豫的时候，王玉树又亲自打电话来，说一定写几句，算是对他个人的支持，那态度极其诚恳。我只好就这样，带着羞愧在一张便笺上写了几句，算是祝贺。后来收到会刊，我的题词也印了上去，再次感觉到王玉树待人的宽厚和诚恳。 收到会刊大约半年，又收到王玉树的信，说是准备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鲁藜研讨会，准备也邀请我参加，希望我选个题目写篇文章，连选题也列出了若干。王玉树还是老办法，先是写信，等到信收到的时候正巧电话也来了，那态度依然坚定而诚恳，我当然不能推脱，何况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经过努力，而且重新通读了所有资料，终于选定一个题目，写成了《鲁藜的诗学思想》一文。学术研讨会于去年如期召开，我如期参会，会议虽然只有半天，收获却很大，会上见到许多新朋老友，而且聆听到许多学问大家的发言，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会上跟著名诗评家吴思敬、吴开晋多有交谈，吴思敬听了我的发言，又看了我的论文，觉得我的选题还不错，建议我删改后交给他在他主编的学术名刊《诗探索》上发表，吴开晋会后为我的诗集《到了舍身崖》写了一篇令人感动的诗评，这两件事，算是意外的收获，但得感谢王玉树，是他提供了这次机会。佛语说，缘中修，此言不虚，良师益友对人品和学问都大有裨益。 2009年年底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胡风与鲁迅精神传统传承研讨会，的确是一次盛会，陈思和、李辉等都到会并发了言，会上还有好多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却没有见到王玉树。今年年初突然得到信息，说是准备在他的家乡福建召开他自己的一个研讨会，时间没定，正在印他的学术文集，我这里离得近，希望我参加。我当然参加。大约五月份的时候，收到他寄来的文学评论自选集《探寻诗艺与文心——文学评论自选集》并附信希望写一篇文章。写文章参加学术讨论，这是我的光荣，何乐而不为啊！ 临近期末，诸事繁杂。但这差不多一个月来，我是一有空就读王玉树寄来的这本自选集。如今卷子也改完了，成绩也算出来并且提交了，而这本书也愉快而获益地读完了。读罢是书，掩卷沉思，觉得有如下几点心得需要向读者交代。 第一，王玉树先生对于文学艺术有真正的热爱，这是他能够正确的理解文艺的基础，读他的文章觉得王玉树对于他所热爱的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真的是别有会心，他不是一个从资料到资料的所谓学者或者资料梳理者，自然这也有一个资料梳理的问题。事实上，王玉树先生勤于创作，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说他的散文写得不错，曾经出版过散文集《多梦的岁月》（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翟大炳称赞说“最能体现他文学创作成就的还是散文”，认为王玉树先生的写作主旨“识高气雄”，对世界和人生的内在意蕴有所探求，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哲理美。（参见：翟大炳：《好梦与“突围”——我读〈多梦的岁月〉》，2000年5月7日《石狮日报》。）而老作家白刃先生在给《多梦的岁月》写序的时候说他读了该书“象饮了碧清的香茶，感到温馨醒神”，尤其称美王玉树先生在创作中所坚守的“真善美的原则”，说“他的文章朴实无华，读后亲切，留有余香”。其实，王玉树先生的评论文章也具有这样的美学风格，他的文章中具有浓郁的散文笔调，读来感到亲切有余味。王玉树先生当然也写诗，据说他二十多岁就有诗歌作品发表，“很有诗人的气质和情怀”（高恒文语），曾经出版《流光的记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和《秋老漫歌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故园烟雨》（香港妙音出版社2009年）等等多部诗集或者诗文合集，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著名诗歌评论家吴开晋在给《流光的记忆》写序的时候，说他不仅“在形式上继承了诗词的优良传统，在新诗创作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还在叙事、抒情的结合、炼字炼句的巧思上学习了古典诗词的长处”，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有的写得“短小精悍，韵律铿锵，耐人诵读”，如《京都小撷》，有的“同时又把民俗风味儿、哲理思考融入其中，颇有韵致”，如《金鱼胡同》等等。吴开晋还说“王玉树对旧体诗也颇有造诣，有的诗写得“短小而有概括力，且富有意境美，从中可看出玉树在学习古典诗词方面所下工夫之深。”写乡土诗得名的诗人王耀东读了王玉树先生的诗集《流光的记忆》之后，于2000年8月18日写下《为诗的生命呐喊》一文，说王玉树先生的诗集《流光的记忆》是一部“文笔朴实，思想稳健，艺术有着追求，有着浓郁传统特色的诗集”，“不少诗写得真诚自然，对事、对物，对一草一木的变化，都有心灵的切入”，“ 玉树的诗不是那种似是而非，又难以捉摸的怪诗，而是清新流畅，有一种韵律感，既朗朗上口又不失之浅露的诗。”王耀东在文章中称赞了不少他认为值得反复吟诵的作品，诸如《夕阳之歌》、《秋天之歌》、《诗花》等，尤其是那一首《给诗人》使得他读后万分激动，给了比较细致的评论。王玉树先生也写小说和传记文学，在诸多文学题材和体裁上都有尝试。 第二，王玉树先生对于文学艺术有深切的理解。上面我们讲过，王玉树先生是一个文学创作上的多面手，他比较能够体会到创作过程中的酸甜苦剌麻，这有助于他的评论工作，然而，光有创作经验也不行，一个优秀的文艺评论家还得有较好的理论素养。李瑞环曾经讲：“实践可以产生理论，但不等于理论，如同木头可以做成桌子，并不等于桌子一样。”（参见李瑞环：《少讲空话 多干实事》，2010年4月24日《光明日报》。）李瑞环年轻时候据说是木工出生，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其实，王玉树先生对于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下了很大的工夫，看他的文章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你粗粗看起来，觉得他无论在选题上，或者是方法上以及行文的风格上都显得有些过于正统，似乎不够新颖，但细读起来，觉得并不旧，他常常能够应用新的理论去阐释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而且三两句话，就让问题能够迎刃而解，真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关于诗歌的“难懂”与“不懂”的问题，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谁都说服不了谁，可是王玉树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用了接受美学这一新的理论和方法。王玉树这样阐述道：“从接受美学看，艺术一旦丧失作为交流心灵信息的媒介意义，便不会产生美感效应，且不说诗教的作用。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否定了艺术本身。”笔者也曾经为这些问题所困扰，十分不赞成学术界和理论界长期流行的一些观点，曾经写文章论证情感本身的美学价值，文章也发表了，但现在回想起来，未能采用接受美学这一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王玉树的文章往往能够推陈出新，使老问题焕发出新光辉。他的《诗的“难懂”与“不懂”》，是一篇短文章，写于1987年5月，投给《人民日报》以后当月23日就发表了出来，可见编辑对他的文章的欣赏。 第三，王玉树先生的好些文章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王玉树先生自己愿意称自己的文字是评论文字，但依靠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熟悉和了解，加上他多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很下了一番工夫，所以他的文章，即便是老的话题，比如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解放区文学的问题，民族形式的问题等等这些常常被许多文学研究专家厌恶或抛弃的问题，他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诚恳地加以梳理和研究，从求实中得出发人深省的学术结论，读后让人眼睛一亮，心想原来这些多年来为人所厌弃的东西里面也有好东西啊！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高恒文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有些愤愤不平，他这样写道：“应当说，80年代以来，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但是，无须讳言，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对‘革命文学’、对‘解放区文学’、对‘共和国文学’的研究，投入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对上述文学的历史研究——即文学史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比较沉寂的，虽然也有不少的专门的‘学会’，当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尽管我也知道，一直有不少学者在坚持着对上述文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但上面的这个基本判断，是就学术界的整体状况而言的，何况就我所知，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重视不够的问题。其实，学术界也在追逐‘热点’、‘卖点’和‘效应’，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现代性’之类问题和对某些作家的持续的‘热衷’，难免有‘媚俗’之嫌。我的基本理解是，任何一段文学史，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无论对哪一‘部分’的研究的不够，都会影响、制约对‘整体’的研究。”高恒文的这段话在学术界有点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多少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都是这样，高恒文说到我们心坎上了。高恒文继续道：“因此，我十分敬重那些默默地从事着可能是注定是比较寂寞的学术研究和学者，因为不追逐学术界的‘时尚’、‘热点’，他们的学术态度更为严谨，他们的学术成果可能更为扎实、厚重。”高恒文认真地检阅了多年来王玉树先生的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喜悦地说：“王玉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我很敬重的学者”。（参见：高恒文：《阅读〈解读鲁藜诗歌札记〉的札记》，2003年10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检阅王玉树先生的学术成果，你会发现他在治学方法上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跟一般所谓学者只注重资料的收集、梳理和研究的方法不同的是，王玉树先生能够对藏在资料背后的人进行发掘和研究，他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很愿意跟那些曾经有着重要文学成就的人打交道，他常常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许多问题求教于他们，不耻下问。他自己说：“我经常参加国内一些重要的诗歌研讨会，还拜访过不少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聆听他们的亲切教诲。如艾青、臧克家、卞之琳、阮章竞、公木、鲁藜、周而复、牛汉、邹荻帆、于行前、锡金、苗得雨、陈敬容、郑敏、莫洛、野曼等。”（参见：《探寻诗艺与文心——文学评论自选集》引言。）在拜访这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王玉树先生没有流于一般的礼节性的拜望，而是常常将自己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请教，那态度是诚恳的，所以他往往能够捕获住文学史上的许多真问题以及历史的重要细节和关节之处。比如他写的《卞之琳〈天安门四重奏〉今昔谈》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内容，读后令人耳目一新。高恒文先生十分欣赏王玉树先生的这种治学方法，他说：“我这次阅读中，更注意的是王先生的研究方法与特征：王先生对鲁藜的研究，体现出‘知人论世’的特点。”又说：“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中，阅读王先生的文章，我感到十分的亲切，感到一种纯正的学术研究方法所体现的朴实和动人的学术态度。”（参见：高恒文：《阅读〈解读鲁藜诗歌札记〉的札记》，2003年10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以上是我读王玉树先生的这本自选集的三点感想，主要说的是王先生的有点。自然王先生的这本自选集也有若干遗憾之处，首先是校对的问题，里面有好多错讹之处，如果排印之前能够更仔细一些该多好。其次，王先生的一些学术结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谈到艾青延安时期的创作似乎有拔高之嫌，艾青在延安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创作的质量出现了大面积下降的趋势，有的作品他自己也不愿意提及，象《吴满有》这样的作品，但王先生说这是艾青另一个高峰，这就有些不妥。另外，王先生很厚道的给一些文学成就并不高的作家诗人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也值得商讨。 王先生也曾经很厚道地给笔者的一本拙著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附录在此，以增进读者对王玉树先生的人与文的理解和理解。 致钱志富博士的一封信 志富兄： 今年元旦前收到寄来的几本诗论巨著《中外诗歌研究》，一部近百万言的大书我当然无法很快赏读完，只好先看了一篇卷首的长论《诗歌写作十二条》，它的重要性堪称为全书的纲目。而且无论就内容和文风上将均具有创新的文学价值，诚如你的恩师吕进在序言中所谈的，“反映了志富的学术视野是广阔的”，对诗论的“求实探索有建树”。我也为你的表达所折服并表示赞同，所以我在匆忙之中写了这封长信，谈谈我读后的初步感想。 目前新的诗论层出不穷，使人颇为迷惑不解，这大抵以引进西文各种现代主义的原理作为蓝本加以阐发的，开口闭口都是大讲这套看似时髦的诗学理论，如强调诗的“生命意识”效应，倚重什么“心性的力度”，大搞“语言变构”的文字游戏，还给诗下的定义是“生命，美和美的毁灭”之类，不一而足。理论话语固然新颖别致，但总是充满着一种玄学的意味，真正把握起来很难。当年“朦胧诗”出现之际，这种硬搬外来理论的文风盛极一时，不多久便遭到读者的厌弃，论者也承认是故意为之。不料从上世纪末起这类学识又卷土重来，占据着诗坛的主导作用，难怪你的大作被大刊物认为“观点陈旧，需要改造”。其实从欧美借来的泊来品，在他们那里已经不那么时髦了，在我们这边却误当为“现代化”的圭璋妙品。相反地，对于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却全然置之不理，仿佛这一切都过时无用了，悲乎哉！诚然诗论颇为费力，诗性又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美学范畴，诗的本质属于作者“体验性”的精神产品自然不错，但是有人就把它说成这样：“一首诗的内容无从捉摸，惟一可以看见的是形式。”过份突出诗的诡秘性，也无从谈论民族化和大众化了。然而此说在一些中青年诗人中却十分流行，因而内容、语言和形式越怪越好；要么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口水化或低级化。在我看来，我国传统诗学并非过于陈旧，这种优秀的人文资源，应予以承传，加以转化并发展的，否则何来实现新诗的民族化呢？比如古代的“言志”与“缘情”，以及后来的“意境”、“性灵”诸论，都是无法拒绝的最根本的原理，诗人注重写个人体验难道能远离时代精神与生活气息吗？你对此都有较全面而求实的评说，而且引证了许多中外诗家的名言，说服力极强，确实与那种晦涩难懂的诗论迥然不同。前人梁宗岱师从法国现代派大师保罗•瓦雷里，但是他非常重视中国古代诗人的辉煌成就，认同诗的真与美来自生活深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曾最反对“从空中抓来”的所谓浪漫主义诗作。诗人创作的“心理场”不会是纯主观的感应，古人称之为“心游”说，就连英国现代派诗人叶芝也说过：“一切属于个人的东西瞬间就会迂腐，它必须放在冰块或盐块中……”纯诗可以说是难以企及的美学理想，更多的是诗与现实相联结而又升华的佳品。此外，诗人需要不断提高写作技能，包括选取题材、铸造意象、语言的打磨与对新形式的追求各个方面，你在文章中都一一回应，态度十分诚恳，富于辩证的学理见识，对于指导诗创作很有说服力，并使之免走偏失的误区。 这就是我初读后的一些零碎的看法，我们是“同心相应”的诗友，所持的诗观是多么接近呵！虽然我们仅见过一次面，以你的年龄和修养论更令人叹服，你毕竟是批阅大量中外史料的博士学者，为人勤奋而著述连连。你的表述风格看似随意而谈，但内在理性力度处处可见，言之有物而不务怪异之言说。最后，衷心地祝贺你在这条艰难的探索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行吧！ 王玉树匆上 2008年元月16日 于天津 来源：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225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