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2009年第2期印象 作者：钱志富 时间：2009-4-22 周三, 上午12:39 《花城》2009年第2期印象 钱志富 （副教授 文学博士 315211 浙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花城》2009年第2期读完了，厚重、大气、典雅、脱俗，是我的观感。 小说依然是《花城》的重头戏。中篇依然是四篇，很有分量。笔者尤其欣赏肖建国的《短火》和映川的《最后的朋友》，所以想对它们多说几句。肖建国的《短火》好处很多，作者选取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材——特殊年代以及转型期的农村、农民、农业及其发生在三农问题上大小事件，作者选取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视角——从火生的诞生、成长、结婚、事业及其沉浮引出几个大的历史段落，作者塑造出一大群别具个性特征而有趣的人，火生，火生的母亲，水玉等都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可爱的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淳朴、善良、坚韧、执着等属于我们民族的优越的品质，正是从这些难得的品性我们才获得一种自信，才看到了一线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著者当然也写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和转型期社会的丑恶，但没有抹杀我们现实中善良积极的因素，这是令人感动的。《短火》的情节设置和细节描写也是比较恰如其分的，没有给人太突兀的感觉，另外语言质朴生动，有光泽和弹性，这些语言直接从活色生香的生活中来，特别具有一种趣味。总之笔者十分喜欢肖建国的《短火》，愿意替他说几句激动的话。当然，在笔者看来，肖建国的《短火》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是他用的诨名，对人用诨名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诨名用的不够恰如其分，就可能会引起反感。火生的诨名是潲桶仔，火生母亲的诨名是打卦婆，笔者老家也有这样给人起诨名的，可是都含有很大的蔑视的意思，听起来让人很难受，笔者感觉到肖建国给这两个人都取了诨名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写得更有趣和生动，可是这样就破坏了这两个人的形象，客观上会引起反感。《水浒传》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有诨名，但很少引起我们的反感，赵树理的小说也用诨名，但用的也比较恰如其分。其次，小说的结尾写火生操起了他藏匿多年的短火（可能作者为了给小说开头以及文革中间的短火事件照应以完成点题的写作任务）同工棚门口的铲车对抗显得不太符合火生的身份，火生毕竟在帮别人，他没有必要来那么大的动静。此外，小说写到这里似乎不应该结束，笔者总感觉到小说的结尾太突然了。当然，肖建国自己比笔者高明，笔者提出这些只是商榷而已，未必正确的。肖建国的《短火》用了全知视角，但这全知好象打了一点折扣，如果作者愿意将其改写得更成功一些，听一点读者的意见总是好的。 李浩的《夏冈的发明》写的有点莫名其妙，笔者觉得不是一篇成功的小说，好象只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堆砌，缺乏艺术的完整性和有机性，固然作者想要发挥他的幻想，可是由于他的幻想缺少实生活的基础，所以未能写出实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建议作者看看电影《机器总动员》，想必会获得一些启示。也可以重读一下《西游记》，学习一下《西游记》中的细节描写。 盛可以的《袈裟扣》也写的有点莫名其妙，作者大约并不懂佛学，但他小说中的人物全是佛学名词，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建议作者还是回到实际的生活中来，练习从一事一人写起。笔者总以为小说毕竟是一门庄严的艺术，不是随便让人发挥幻想的地方。 映川的《最后的朋友》是用了功写出来的优秀作品。作品不仅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皮乐山、张和等都是活脱脱的能够立得起来的人，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而且在情节结构的设置上颇具匠心，皮乐山宁愿帮助一个非亲非故的弱势个体张和，而张和对皮乐山的大恩十分感戴，当皮乐山的儿子遭遇灾难的时候张和挺身而出舍命相救，一切的一切都让人觉得张和肯定就是那个“最后的朋友”，没想到到最后是张和将金小菊托付给皮乐山，皮乐山才是最后的朋友，这真的出人意外。映川几乎将所有的人都置于困境之中，困境不是单纯的困境，而是人性的试金石，《最后的朋友》是一曲人性的凯歌。 刘建东的《师长的雕象》和张玉清的《觐见元首》都拿大人物开涮。这让人想起一句格言，说：“小说是讽刺的艺术”。 刘建东的《师长的雕象》中的师长是个有趣的人物，也是一个荒谬近于荒唐的人物，这个令人景仰的人物原来只是一个子虚乌有，可是这个虚构出来的权威居然也能够掌控许多人的命运，作者这样写也许有点匪夷所思，可是不无道理，笔者觉得刘建东的《师长的雕象》写得有点耐人寻味，是篇好小说。张玉清的《觐见元首》用了夸张和反讽，小人物的悲哀和滑稽以及大人物的无聊和滥用职权在这篇小说中得到很好的展示，读后令人深思。 红柯的《社火》虽然也是一个短篇，可是写得比较曲折复杂，当然也写得婀娜多姿，塑造了不少可爱的人物，象广义、广惠还有女大夫都给人很深的印象。《社火》如果遇到感兴趣的编剧到可以改变成电影，小说很有看头，电影也许更有看头。张爱玲那么多东西都改变成了影视作品，应该有人来关注最新的作品。 三子的组诗《时光之书》是浪费时光的书写，写的缺乏血气，没有震撼力，让读者有耐心来读也是一种浪费时光。张尔客的《十三月》好一些，读起来比较令人振奋，但有的地方也写的莫名其妙，令人匪夷所思。 羽戈先生的《张佩伦：清流之踵》是一篇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相当思想价值而且写得妙趣横生的好文章。羽戈先生用文学的笔调，史家的眼光，学者的态度给我们条分缕析地再现了晚清政治、历史、文化以及人情的各个方面，读之令人醒神，增长见识和智慧，很过瘾，仿佛看了几集《百家讲坛》。羽戈先生的《张佩伦：清流之踵》算该期《花城》的一个难得的重头戏，真的要感谢羽戈先生。但愿能读到更多羽戈先生的有分量的文章。 《花城》史话栏继续刊发前主编范汉生先生口述，申霞艳整理编写的《风雨十年花城事•声誉及风波》，文章声情并茂，而且作者不掩饰，不做作，不虚伪，讲述分寸感强，有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作者的文章其实就是一部期刊史，这对我们了解当代文学及其发展动向大有好处。 《作家书信》栏里的史铁生的文章《理想的危险——就〈我的丁一之旅〉给邹大立的回信》尽管只是一信，但作者却写得汪洋恣肆，而且作者的思想非常深刻，当然你也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他的见解总是比较通透的，读后受益不浅。 王岳川先生的《文化走向：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和文化导向作用，这样的好文章能够在《花城》发表，的确是锦上添花啊！王岳川先生主张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不能在文化上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要反对文化霸权，坚持文化多极多样化等等，这都是对的。我们举双手赞成。 陈希我的《〈莽丛中〉：那无论如何的怀疑》剖析了由《莽丛中》改编的电影《罗生门》以及由此引出的话题，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东西和新启示，从哲学高度给我们讲明白了一些道理。 孟繁华的《文学与批评的镜中之像》采用西方现代文论家提出的镜像理论对当下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批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孟繁华尤其注意到一个悖论似的现象，一些人在总体上否认当下文学及其成就，却有在单个作品的评价上大力肯定，这种提示或者提醒，使得我们在论评文学的时候能够多长一个心眼。 以上是笔者对本期《花城》的观感，感谢《花城》，她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提供了某种厚重的、大气的、脱俗和典雅的东西，虽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来源：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105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