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别是为了再见面 作者：李明晏 时间：2006-6-04 周日, 下午8:36 我们分别是为了再见面 5月6日的早晨，我和妻子维拉在墨尔本火车站，与文友老戴维、汪云飞依依惜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大学时代 最喜爱的一首俄罗斯 歌曲： 我们分别是为了再见面 甜蜜的友情留在我们心间 秋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友谊之歌随风荡漾 朋友啊，朋友！ 我们定会相逢在明天。 我已纪不得，这首歌伴我走过了多少人生旅途中的离别，只记得一个个朋友渐渐远去的身影和从心灵深处缓缓升起的难言忧伤。如今，我已不年轻，但对人间美好的友情却是倍加珍惜。墨尔本短短的几天，我见到了众多的文友，见到了大学时代的老师。随着幸福的相会，又是匆匆的告别，我的心盛满了友情，也留下了深深的思念。 你好，汪云飞！ 真正的朋友，只有当你和他离别之后，才能感到他的可贵。 这是俄罗斯古典作家屠格涅夫的一句名言。这话浓缩了人间友谊的种种场景，但我和《大洋报》专栏作家汪云飞之间的友谊却是另一幅画面。如今想起来，我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中，竞无法说出来，我和他是如何从各居一方的陌生走进文学天地的友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名字是在当年韩尚笑主办的《时代报》的副刊上。那时的《时代报》是墨尔本作家百花齐放的文学园地，有人曾讥笑，说这些墨尔本作家之所以跑到悉尼为韩尚笑免费打工，是因为他们无法走进《东华时报》的文学圣殿。可我却在《时代报》的副刊上，读到了不少精彩的佳作，令我感到天外还有天的惊喜，而独具慧眼的韩老板也正是依靠墨尔本的专栏作家，吸引了广大读者。 汪云飞是当时的主要专栏作家之一。他文笔独特，时而犀利，时而温馨，幽默的调侃唤出含泪的微笑，字里行间充满扫荡人间丑恶的激愤，洋溢着讴歌真善美的激情。也许，正是这种气质，令我感到我和他好象见过面，是对文学的眷恋将我和未见过面的他结为朋友。后来，文友进生转来了他和老戴维、华陀等几位墨尔本作家给我的圣诞卡，于是，电话将相距遥遥的我和他变成了咫尺之间的密友。我和他分享文学创作的甜酸苦辣，倾诉海外人生的种种感触，令我渐渐地走进了一颗真诚的灵魂。 十几年前，进入了自由世界的中国人，一个个展翅高飞，共产文化在异国他乡创造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面。有人在半老徐娘的床上变成了堂堂正正的澳洲公民，有人在咏叹西方男人的造爱艺术中获得了永久通行证，有人在一穷二白的学历上镀上了硕士的金字招牌……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黄金季节，汪云飞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八个春秋。这八年，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西方社会价值观融为一体的过程。西化不是喝咖啡，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咏叹男欢女爱，而是在自由竞争的法治社会，充分发挥自我价值。 当汪云飞从通讯电波里走到墨尔本熙熙攘攘的火车站的月台上时，我在激动的相逢时刻， 感到几分惊讶。如果不是脚踏澳洲大地，那出现在我眼前的汪云飞，就是神州大地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然而，正是他这份普普通通，竞在短短的三年之内成功地走进了墨尔本的房地产业。商场如战场，但并非无商不奸， 在法治健全的社会，只有正直品格的魅力才能进入天长地久的佳境，否则，只能是昙花一现。汪云飞的成功是天时地利和人格的魅力。他之所以能在进军房地产业的进行曲中唱出强音， 是有来自房地产代理商、租房客户等等多方面的信任。而信任不是呼之欲出，是人格完美的体现。 面对汪云飞的成功，我在由衷的喜悦中感到小小的遗憾。那就是他已淡出写作圈子，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了。三年前，他的《人物专访》曾是澳华文坛的热门话题，被广大读者 津津乐道。一个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从他的笔端走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颗真实的灵魂，有血有肉，形象生动。老诗人冰夫尤为推崇他对林别卓的专访《冤家访对头》。许许多多对林别卓咬牙切齿的人，惊讶地发现，这个林别卓也有几分可亲可爱。施国英，这个因《二八论》而一度成为众矢之的独特人物，被汪云飞立体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令广大读者对这位比西方人还西化的女作家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对我所表示的遗憾，汪云飞却是一脸意味深长的微笑。沉浸在艰苦创业喜悦中的他，并没有和他所热爱的文学永别，驰骋在房地产业的日日夜夜里，文思也在汹涌澎拜，真实的感受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定会走出他的笔端。我相信，我会认真地等待他的文学春天。 如果说，一个真正的朋友只有在离别之后才能感到他的可贵的话，那汪云飞这个朋友对我来说，在未见面之前就十分可贵了。 老戴维 在汪云飞家见到老戴维时，我似乎没有一丝惊讶，不知为什么，出现在我眼前的老戴维，竞和我想象中的他一模一样：结实强健，豪爽宽厚，令我想到北方田野的红高粱。他谈笑风生颇具感染力，发自内心的微笑不仅为他的男子汉的脸庞罩上光彩，还能缩短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令人在一种温馨的感觉中，触摸到人间的真诚。 以文会友，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文学这个甜蜜的字眼给予我们的人间 圣餐。 人人都说，写作圈子里是非多，可偌大的世界里何处没有是非？一颗黯淡的心灵，放之四海也不会给他人带来光明，而一颗真实坦荡的心定会唤来人间的友情。还没和老戴维见面之前，我就从他的杂文中感到了他人格的魅力。他嫉恶如仇，以犀利的文笔鞭挞人世间的丑恶。他崇尚人生的真诚，以绚丽多姿的笔锋净化灵魂。他的一篇出色的杂文《人啊，人！》，在我主编的《澳洲日报》 的《澳洲华文作家创作园地》发表后，读者反响十分热烈，有人说，这是他读到的最佳杂文。也有人表达了遗憾，那就是《园地》的专栏作家都有头像，唯独在颇受读者喜欢的老戴维的专栏上，见不到他的尊容。于是，我又拨通了墨尔本的电话，于是，老戴维的肖像缓缓地从电传机里走出来。上帝，这是他吗？一个活脱脱的老农，满脸的人生风雨，满脸的苦大仇深。当《澳洲日报》的排版小姐将老戴维的肖像再现在电脑屏幕上时，编辑室里暴发出一阵大笑。哇，大名鼎鼎的老戴维是这付模样！一位来自上海的编辑先生摇头叹气：《这会是那个老戴维吗？有没有搞错啊？他可是我们上海人哪！》可有谁见过老戴维的庐山真面目呢？澳华文坛写文章的人，一个个如走马灯似的，轮番在报刊上亮相，只有这个老戴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虽是《园地》的主编，但也只能在排版小姐的坚决抵制下乖乖地投降。不过，在我乘火车返家的一路上，心中泛起一阵甜蜜的感觉。编辑部里那幕情景浓缩了读者对老戴维的感情，而这份感情来自他的作品。能在广大读者中唤起这种感情，我作为他的文友，为他骄傲。 我来到墨尔本的那天，老戴维的那幅肖像恰好出现在《大洋报》的《精品回放》版面上。而出现在我面前的真实的老戴维，让我想到了他的独特文风－潇洒、明快、生动、幽默、泼辣，与那幅替代品可谓天差地别，但我却在真真假假中，感到了某种相同之处。那是对在黄土地走过的苦难历程的记忆，是海外游子在异国他乡遥望祖国炊烟的伤感。也许，正是这份情感，令老戴维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在当今澳华文坛盛行文学的游戏性时，老戴维的杂文能让读者一边看一边笑，一边笑一边思考，是因为他不是为尖刻而尖刻， 而是为读者开拓了精神空间，唤起种种感慨。他回国归来写的那篇《回国受洗》，令人在拍案叫绝中品尝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两只臭脚有人捧着，象艺术品般认真研究着，爱不释手地精雕细刻着。这日子在澳洲你哪过去，别说你，咱们总理老霍这辈子都没这福份，这会兒你就是大爷了，好好享受吧你哪。》我还记得，当我读到这句精彩的描写时，《澳洲日报》排版小姐在电脑屏幕上再现的老戴维的肖像突然立体地站了起来，露出了一双臭脚。那双走遍了神州大地千山万水的臭脚，满载着中华民族的苦难来到了澳洲。如今又满载着浪迹天涯的艰辛回到了祖国怀抱，苦涩地品尝那迟到的幸福。 在墨尔本短短的几天，老戴维的记忆力令我惊讶，但我惊讶的不是他的过目不忘，而是他在记忆力中表现出来的接纳大千世界的胸怀。他犹如一台电脑，储存了澳洲文友作品中的精华，和他海阔天空畅谈澳华文坛的文学创作时，他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个个文友作品中精彩的片断。我的来自布里斯本的老师郁深，在澳华文坛上是个新手，但她的为数不多的文章竞进入了老戴维的记忆，他饶有兴趣地讲 到郁深老师写的那篇《夜半歌声》，讲到他读这篇文章时和她一道笑的情景。而当老戴维维妙维肖地谈到女作家一翔写的那些在碧空蓝天中展翅高飞故事中的种种细节时，作为《园地》编辑的我，我是第一个读到一翔描写跳伞生涯文章的编辑，可我却记不全那些精彩的细节。 老戴维对文友的作品能如数家珍，令我深思，令我想起了王蒙说的话《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游戏，艺术多少能克制和减少人的贪婪和嫉妒心。然而艺术家或文学家却又常常是最会互相嫉妒的。》 王蒙的话可谓一针见血，但并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也许，同行是冤家，但对真正的文友来说，那彼此之间只有举杯祝贺，而没有嫉妒。在《今秋笔会》期间，老戴维是中心人物，面对文友对他爱戴的热烈场面，我想起了一位中国作家说的话：《文坛上有些作家形成了这样的习气：只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只许自己以某种姿态存在，不容纳别人的存在。》 当列车徐徐驶出墨尔本，我满载着墨尔本文友温馨的友情，望着渐渐远去的文化之城的美景，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谢谢你，墨尔本！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老戴维！》 走回动荡的大学春秋 我是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哈尔滨送走了青春，走过了不惑之年，迎来了生命的黄昏。对那个曾被人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拥有其乐无穷的回忆。在灿灿的澳洲阳光下，昔日的甜酸苦辣如今已变成了亲切的怀念。几乎所有来自故乡和母校的人，都带我穿过了时间隧道，走回了过去，走回了难以忘却的过去。 这次在参加《金秋笔会》期间，我终于见到了定居墨尔本的老师杨懋辉、薛丽山夫妇。 杨懋辉老师曾是黑龙江大学俄语系主任。还在几年前，我是十分意外地得知杨老师定居墨尔本的消息。那天，我和妻子维拉出席了澳洲著名华人画家沈嘉慰画展开幕式。在熙熙攘攘的大厅里，我遇见了雪梨悉尼科技大学的王一燕。她告诉我，我的译成英文的散文《街头琴音》被选入澳洲TAFE的文学教材。我还没从喜悦中走出来时，她又送给了一个喜讯，我的老师杨懋辉来到了澳洲。这意想不到的消息险些让我惊喜地大叫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杨懋辉是一个亲切的名字。我移居澳洲时，他已离开黑龙江大学，到四川大学去了。他从墨尔本来悉尼时，见到了他四川大学的学生王一燕。王一燕将她和澳洲女诗人R。杨瞬编辑的一本中英文双语诗歌散文集《纸上的脚印》送给了他。杨老师在离开悉尼的前夜，在那本集子里发现了我写的散文《街头琴音》。他当即给王一燕打了电话，可她一时无法找到我的电话。就这样我错过了在悉尼为杨老师尽地主之谊的机会。 我从画展回到家後，立即给杨老师往墨尔本打电话。 《你好，杨老师!》 《哇，你是李明晏！》 这陌生而又亲切的声音，犹如飞翔的翅膀，将我载回那消逝的岁月。 六三年，我在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生班毕业後留校任教。那时杨懋辉老师是俄语系的系主任。在那个年代，我眼中的布尔什维克都是从银幕和文学作品里走出来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对身边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天真地肃然起敬，而对党的领导人物所怀有的虔诚的崇拜中还夹杂着一种朦胧的恐惧。也许，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心理，令我这个俄语系的乒乓球高手，在墨绿色的乒乓球台遇见杨老师时，不得不手下留情，常常以拙劣的演技为他奉献几场小小的胜利。 有一天，当我踏着上课的铃声推开教室门时，眼前的画面如同一个炸弹在脑中爆炸了。从系领导到教研室领导几乎全来了。那一张张严肃的面孔将我置身在法庭的威严氛围中。我的双腿仿佛灌满了铅水，我犹如一个待审的罪犯，教室门到讲台的咫尺空间竟走了整整一个世纪。 我不知自己怎样讲出了第一句话，倒是我的学生们给予了我力量。不知是他们深懂脊背上那一双双目光的份量，还是对我平日在考试分数上对他们从不吝啬而在关键时刻给与我回报，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对答如流。随着胆怯的消失，我渐渐进入了佳境。 课後，我一个人在教研室枯坐到午饭时刻，本以为能等到领导开金口，对我这个小助教给於春天的温暖，可我等到的却是教研室主任一句不冷不热的话：《系领导听你的课是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我感到一种难言的失落，似乎我在领导眼中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通常，领导听了课後，好话赖话总得对教师说上几句，何况，我还是个新教师，十分渴望领导的关怀。 后来，是我大学时的启蒙教师悄悄地为我指点迷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个对我这个出身反动家庭的人留校任教就十分不满的党员教师，和我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在领导们对我突击检查的前一天，她看见我中午在冰场上龙飞凤舞，下午在墨绿色的乒乓球台挥汗如雨，而晚饭後又在俱乐部的舞台上弹钢琴。是她那布尔什维克解放全人类的革命豪情创造出一幕领导对我的突然袭击。想不到，我这个反革命子弟，虽然喜欢花样滑冰，喜欢乒乓球和钢琴，但对党的教育事业却也是赤胆忠心。我也许会欺骗自己，可从来不欺骗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何况，在那个年代，对我这种从黑色家庭走出来的人不批评就是最高奖赏了，我还能奢望什么表扬呢？ 然而，我万万想不到，在事后不久，当杨懋辉老师见到了我时，亲切的拍着我的肩膀说：《沙夏（我的俄文名），你的课讲得不错，作为一个新教师，这很不容易了。继续努力!》 这短短的几句话温暖了我那苦涩的心，一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在记忆中回味那难忘的分分秒秒。也正是昔日的温馨将电话筒中杨老师的声音变成了人间美妙的音乐。 我和杨老师在电话中由今天走回了过去，又从过去回到了今天。我等待他来悉尼，他等待我去墨尔本。不过，我笑着告诉他：《杨老师，见面时咱们在乒乓球台再大战一场，不过，我不再手下留情，不会再为你奉献小小的胜利了。》 当我终于在墨尔本见到了杨懋辉老师和他的夫人薛丽山老师时，我们师生走回了过去，走回了墨绿色的乒乓球台，走回了炮声隆隆的文化大革命。我一边品尝薛丽山老师的川味水饺，一边说：《对不起，杨老师，在批斗俄语系三家村的大会上，在高举打倒俄语系修正主义份子杨懋辉的如雷贯耳的喊声中，我也没有保持沉默。》 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女作家－郁深老师 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前身）的年代，郁深老师是个人物，她雍容典雅，衣着高雅，举手投足弥漫着一种俄罗斯气息。她是个十分出色的教师，颇受学生的爱戴。可命运和她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她，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地下党的党的女兒，竞在反右斗争的尾声中，莫名其妙地走进了右派份子的名单，变成了俄语系最后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当时，在学生中间窃窃私语着许许多多关于郁深老师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讲这个故事的人是当年一个正和一位教师进行地下恋爱的女生。她爱他爱的发狂，一直用一双痴呆呆的眼睛望着他，望得身为师表的他在讲台上语无伦次，浑身是汗，只好和一位脾气古怪的女教师调换了班级。于是，那双痴呆呆的眼睛燃起了愤怒的火焰，而女教师脾气虽古怪，但心胸却宽广，笑眯眯地对那双恨呆呆的眼睛视而不见，将她变成了课堂上遗忘的角落。荒废了学业的她，在大考前夕求我和她一道温课。她本是可以拿5分的，虽为爱情奉献了宝贵的一分，但4分也算保住了面子。于是，她请我吃冰棍。我们坐在学府路的马路边吃冰棍时，郁深老师和她的丈夫钟鼎老师出现在马路的另一端。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她十分神秘地讲述了郁深老师变成右派的故事，讲得我险些将手中的冰棍掉在地上。 她说，郁深老师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她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面对竞争从不低头，有一种为争第一而宁死不屈的拼搏精神。当时的俄语系人才济济，以南方人为主的教师队伍中，上海人是主旋律，他们个个聪明绝顶，在谦虚使人进步的教导下，他们面对俄语系寥寥无几的东北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朦朦胧胧的优越感。而郁深老师并非等闲之辈，她不但头顶地下党员的桂冠，业务出类拔萃，在哈尔滨土生土长的她，还具有那么一种俄罗斯气质，俄语讲得十分地道，尤其是她中文造诣高，不少精通俄语的南方人望尘莫及。也许，是她的鹤立鸡群将南方人团结一致，令她沦为人与人斗的牺牲品。那个女生在结束郁深老师的故事时，还对她的丈夫钟鼎老师表示了遗憾。她说，钟鼎老师太窝囊，在决定郁深老师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没有到党领导那去求情，而当时一个一只脚已站到右派队伍里的中层干部，是他的美丽妻子到领导那去哭了一天一夜，用黄埔江的泪水化险为夷，将她的丈夫从右派名单里拉回来…… 不知是我冰棍吃多了，还是那个因近水楼台而消息灵通的女生讲的故事令我不寒而栗，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不知是我的这一冷战感染了她，还是她突然记起来，我出身在一个比右派还右派的家庭，她也冷得发起抖来。 65年，我研究生班毕业后变成了俄语系的小助教时，郁深老师的右派帽子已被我们伟大的党收回。当时，那些对党的仁慈感恩不尽的摘帽右派们，几乎个个夹着尾巴，而郁深老师却依然是那么桀骜不驯，昂首挺胸，但对我这个小助教却给予春天般的温暖，帮我度过了业务上 的一道道难关。我对她的帮助赞不绝口，结果是教师团总支书记把我批评了一通。他隐隐约约地告诉我，象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留校任教，曾在广大师生中引起了不太好的舆论，给领导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我的表现辜负了党的信任。我的罪状是在感情上和摘帽右派打成一片，不知不觉中受了影响，比如，我生活不朴素，在食堂里经常光顾出售肉食小吃的小买部。说来也巧，那天晚饭时，小买部里花样翻新，有无锡排骨，有京味酱肉……刚刚接收了党的教育的我，只好买了一盘醋溜白菜。想不到，冤家路窄，当我坐到餐桌旁时，党的领导恰好坐在我的对面，津津有味地品尝香酥鸡。令我惊讶的不是他的面不改色，而是他 在威风凛凛中流露出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殊材料创造的表情。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日夜夜，郁深老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牛鬼蛇神。可就是在批斗她的大大小小的会上，她也从不低头，而是一付铁骨铮铮。后来，她对我说，她之所以有这份精神，是因为她一直坚信，在我们的世界上，太阳不会永远落在山的后面。正是这种信念，带她闯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闯过了癌症的死门关，在澳华的文学天地里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来源：http://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13779 |